一、辛亥革命與民政署之成立
為策應1911年10月10日的武昌起義，由陳其美在上海領導的同盟會，在光複會上海支部的協助下，展開了革命工作。匯集到上海城自治公所或上海商團旗下的紳商之中，以李平書最具聲望。陳其美等人將他吸收後，於11月3日成立上海軍政分府，隨即發動攻擊。據稱進攻江南製造局時雖遇清軍激烈抵抗，但縣城與租界區則無任何激烈的戰鬥，社會秩序整體維持良好。7日成立滬軍都督府，陳其美擔任都督，李平書任民政部長，都督府11席要職中，擁護革命派占去8席。[61]
讓我們再把視野轉到嘉定縣。縣自治公所在11月6日接到上海光複的消息後，立即與上海軍政分府取得聯係，並宣布獨立。據稱除局部性戰鬥外，社會秩序井然，並無混亂。[62]8日，成立嘉定軍政分府，隔日設立民政、司法與財政等三部。[63]人員分別是民政部長許蘇民、民政副部長戴思恭、司法部長廖世經、司法副部長黃守孚、財政部長印有模，以及財政副部長黃守恒。從這樣的政府人員安排來看，黃氏兄弟分別擔任司法與財政的副部長，無疑是反映了議事會派的意向。另一方麵，部分人員安排卻又與此相悖，如戴思恭出任民政副部長，可以看到民政署派勢力也滲透到體製裏。
12月5日，具有臨時性質的嘉定軍政分府之民政部，改稱民政署，成為縣行政的最高機構，許蘇民是民政長。在此之前，11月25日江蘇省下達設置裁判長和檢察長令，同時廢除司法部；27日省頒行暫行地方製而撤銷財政部。從這一連串的舉措中，我們可以知曉：議事會派對縣行政中樞的影響力正逐漸下降。值得注目的是，戴思恭就任總務課長，這是佐治職位中的一等職；清末在縣衙當胥吏頭庫總職的戴思業，就任總務科總文牘。《疁報》譏諷道：“民政署為戴氏宗祠雲”“如此英俊輩出聚於一門，當係祠塋風水所致。”包括戴思恭和戴思業，戴氏有11人在民政署內任職。翌年4月，許蘇民讓戴思業兼任田賦統計工作。[64]許蘇民之所以將戴思業安插在總務課總文牘與田賦統計一職——即征稅核心，是因為倘若不借助戴思業過去從事征稅業務時積累的專門知識，以及他和胥吏或征稅承攬機關的關係網絡，行政工作恐怕無法順利推動。[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