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言
清末地方自治及近代教育製度的引進過程，是將曖昧的官民之間的界線劃定，以及各自領域權利、權益意識產生的過程。正如前兩章所探討的那樣，這一過程中萌發的城區與鄉區各自的地域意識，最終發展為嚴重的城鄉對立。而此類地方案例也表明，在共和政體下的地方行政製度尚未確立之前，專製王朝體製下的行政係統，要順利地推行新的地方自治製度，依舊甚為困難。
關於地方自治的引進及其對地方政治所造成的影響，有的研究指出了劃定自治區帶來的地域社會的領域化。[1]清末引進的地方自治，參照的是日本明治時期的地方自治（府縣製、市町村製），與清朝自治製（州縣廳自治、城鎮鄉自治）之間所產生的差異，對於自治製度的實際運用與地域的權益意識的誕生應當發揮了不少作用。[2]並且，地方精英人士在掌握自治主導權時，與知縣等行政官員之間的對立情勢變得尖銳化，這也體現在辛亥革命之後的蘇南“縣人治縣”上。如此一來，地方自治的開展，使過去所謂的“中央―省―縣”政治結構產生變化，強化了“省―縣”部分關聯性這一分權作用。[3]
本章立足於上述研究成果的內容，著眼以往未曾充分檢討之處，包括鄉層級精英人士的動向，與他們承擔對於“民治”領域的權利意識，闡明清末民初官民對立的實際情況。在此過程中，將以下列兩條途徑進行探討。第一，之前的研究中，將清末乃至辛亥革命前後作為兩個時期，本章則以清末民初這一較長時段作為完整的研究對象。第二，以上海縣鄉紳秦錫田（1861―1940）[4]的活動和言論為素材，由某個具體人物來探討地方政治。通過運用此類手法，從微觀角度厘清新式政治體製構建的課題中，清末民初的政治變動對地域社會造成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