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清末民國時期的鄉鎮誌
擁有鄉誌、鎮誌、裏誌等各種稱謂的鄉鎮誌，集中編纂、刊行於江南地區，從乾隆至光緒時期臻於高峰。[32]森正夫檢討清代江南鄉鎮誌序文中展現的鄉土意識，曾指出 “鄉腳”相當於市鎮空間領域性的認識，由於近鄰市鎮編纂鄉鎮誌的對抗意識，對官方修撰地方誌定位的要求，聯係到縣誌—府誌—省誌—一統誌，因此鄉鎮誌編者創造出具有獨自領域性的自我認同意識。[33]
森正夫所指的意識，在清末民國期間的鄉鎮誌中大致可謂妥當，但清末之後也出現了新的變化。例如，《錢門塘鄉誌》的序文有如下敘述：“且今教育普及之說，亦既熟聞於耳矣，所定小學校曆史、地理課程，皆就本鄉之山川人物，以為教授之資；他若行軍之於輿圖，行政之於禮俗，生業之於物產，則又為政治之所注重。故誌雖舊學，可以啟迪新知，體近類書，不難綜觀本末，不得謂無裨實用也。”正如序文所述，關聯到鄉土誌教育，出現了以關注鄉鎮誌為主的地方誌編纂。[34]
即使是那些並未刊行的誌書，清末新政就地方誌這一議題帶來地方意識的高漲，也可從地方報紙中略知一二。例如，清末的嘉定縣西門鄉，曾計劃編纂《西門鄉誌》。其中一位推動者便以“地利”“民德”等詞匯，描述地方誌編纂的意義，公開提出定位地域發展和挖掘地方的潛力，發揮由底層支撐秩序的規範意識。[35]在此基礎上，本節著眼於上海近郊農村的鄉鎮誌，強調在城市化、產業化的坐標軸中，鄉土是如何被意識到並被敘述的。
二、城市化、產業化與鄉土
關於城市化進展對上海近郊農村帶來的影響，高橋孝助曾有一連串對鄉鎮誌的分析。這些研究比較了與上海陸路租界相連而不斷變化的農村，以及通過水路網絡連接起來的農村。[36]此處依據高橋的研究成果，概觀城市化進展及其帶來的影響，如何被鄉鎮誌的編纂者所接受，並產生了哪些對鄉土不一樣的認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