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清末民國時期江南的鄉土誌
鄉土誌在方誌學領域雖廣為人知，但僅被簡單地提及，或旁證利用，幾乎沒有深入分析其存在的研究。[48]針對於此，近年關注清末愛國言論特征的研究中，也出現了有關清末地理學形成過程、清末鄉土誌中展現的地域性、清末鄉土誌的編纂過程及題材等的分析著作。[49]盡管如此，學校教育製度變遷的關聯、編纂時間和地域區別所產生的差異等問題依舊存在，對此尚未進行充分檢討，也是不爭的事實。[50]以下參照已有的研究，概觀清末民國時期江南地區編纂的鄉土誌。
清末鄉土誌數量若依省別統計，有山東96種、四川52種、新疆42種、陝西42種、遼寧41種。相較於這些省份，江蘇有19種，浙江有9種，數量稱不上多。[51]之所以清末鄉土誌的編纂數量會有這些差異，是因為接到編纂命令的地方官員各自的應對方式的區別，還有受到學校教育製度的拓展狀況，以及地方誌之間關係等各種因素的影響。當下通行的看法是，在學校教育製度普及的江蘇、浙江兩省，由於清末學校教材及地方誌已相當豐富，反而並未出現積極編纂鄉土誌的現象。這方麵可指出下列兩項特征。第一是關於鄉土誌的名稱。除了以某某鄉土誌命名之外，還有諸如侯鴻鑒的《錫金鄉土曆史》《錫金鄉土地理》，陳羅孫的《通州曆史教科書》《通州地理教科書》，舊盧的《常昭鄉土地理教科書》《常昭鄉土曆史教科書》等，以鄉土曆史、鄉土地理、鄉土曆史教科書、鄉土地理教科書命名的刊物也包含其中，[52]曆史與地理分開編纂則是為了應對初等小學堂章程。關於此類刊物名稱及體裁的差異，巴兆祥將其分為依據《鄉土誌例目》的例目派、依據地方誌的方誌派、采用教科書體裁的教科書派。[53]此外，程美寶則把鄉土誌與鄉土教科書之間的差異，視為刊物出版及教科書體裁的區別。[54]江南鄉土誌中，鄉土教科書占有相當比例，是由於許多編纂者在編寫的同時，也考慮到能否用於教育的實際狀況。由此可見，到民國以後，江南地區編纂鄉土誌比清末更為活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