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行鄉土誌》記述的原則是以鄉為範圍。然而凡例中，關於稅與役的內容（第十三課《賦額》、第十四課《錢漕折價》、第十五課《滯納處分》、第十六課《雜稅》、第十七課《工役》），並非鄉範圍之內的事務，但與“國民義務”有關，被特別記載下來。[51]若是考慮第三章談到秦錫田在地方的政治活動及其意圖、背景的話，《陳行鄉土誌》的作者們想要扶植學生的舉動，可說並非單純地停留在“國民義務”一點上。以下針對清末以降的地方財政，回顧秦錫田等地方精英的活動，探討《陳行鄉土誌》中收錄的關於稅、役內容的背景。
清末實施所謂的新政，以國家出麵，來進行政治機構的整飭。從鄉級的視角觀察這類行政改革時，可將其分為兩類。第一類是由地方領導階層主導，從每個鄉過去便存在的慈善、橋梁、道路等社會資本入手進行整飭，以及推行創立學堂等項目。第二類則由縣以上的行政機構主導，各地統一設置的警察、教育等相關項目。這些從《陳行鄉土誌》有意識地對行政中“民治”與“官治”的領域進行的記載和區分中，也可以觀察到。
從財源來看，關於第一類，除了對市鎮商人課捐之外，還有的出自精英人士個人財產，從前麵提及他們的“善舉”經曆中即可以得悉。例如，擔任鄉董的胡祖德，以修橋而遠近馳名，被稱為“四橋老人”“六橋老人”等。[52]宣統三年（1911），陳行鎮改建度民橋，從資金的征收，石材、石匠的籌辦，到現場的督導工作，均都由其全麵負責。雖然改建費用的三分之二財源從稅捐提供，但在因資金不足而導致石材、石匠的籌措發生問題，工程進度出現危機之際，胡祖德將自己個人的資產投入，終於完成了工程。其經過被記載到石碑文中，收錄在《陳行鄉土誌》（《附錄一·陳行紀事·創建度民橋記》）。[53]地方官施行地方自治製，對縣以下的地方社會行政製度進行滲透的同時，卻無法將財政完全納入政府體係，地方各種事業實際委托給了地方精英。關於第二類的警察經費，則是通過房捐、中費，以及違法罰款籌集。教育經費則以教育款產的房產收入、利息收入，加上附加稅、中費等來補充財源，[54]形成追加正稅、雜稅之外附加稅的“縣財政”。[55]新式附加稅的引進造成了嚴重的社會矛盾，無論第一類或第二類，地方精英因為掌握實質的征稅功能，與作為課稅對象的民眾之間產生嚴重的利益衝突，後來導致毀學暴動發生。[56]所以，稱讚地方精英為了公共事業獻出個人私財的同時，也需注意到由於“公”“私”領域之間的界線曖昧，不免存在假公濟私的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