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言
上一章裏，筆者指出地方精英的鄉土教育活動，是以“鄉土”產生的秩序為依據，以恢複整體秩序為目標。然而在那一章裏，主要引用了有關學校教育方麵的言行，而對於當時大多數無法接受學校教育的民眾的整合方式，以及以社會教育為活動起點的地域社會觀和民眾觀等，尚未做充分的討論。所以本章希望厘清地方精英如何接觸地方的民俗和民眾，直接推動地域整合，探討他們是基於怎樣的社會觀和世界觀。但由於這一問題分析對象涉及的範圍過大，因此僅就地方精英在吟詠竹枝詞中所體現的民俗觀，以及他們收集歌謠的意圖來解釋。[1]
竹枝詞向來是文學、民俗學和方誌學等研究中被收集、整理和進行分析的對象。雖然在文學研究中，大多被引為旁證，然而竹枝詞的作者是在何種情況下、懷抱怎樣的意圖來吟詠和收集的？以往對此並無深入研究。從方誌學角度致力收集和整理的顧炳權指出，留下竹枝詞的文人往往是“地方社會裏中下層的知識分子”。[2]考察上海周邊地區具體的竹枝詞作者和作品，可以得知：那些吟詠竹枝詞的作者們所透露的，不僅僅止於對文學的嗜好而已，也和整合地方價值密切相關。所以，我們不僅要從文學角度理解地方精英吟詠的竹枝詞，更有必要從他們所處的政治社會，及其麵對這一現狀所持有的秩序理念和活動等加以掌握。
關於傳統中國地方民俗和民眾的關係，士大夫常以既存秩序的崩潰，造成社會巨變，將其與 “風俗”觀聯係起來反複論述。比如，森正夫和岸本美緒對明末變動時期的尊—卑、良—賤、主—仆等價值觀之顛倒進行分析，揭示了明末的社會特質。[3]還有李孝悌的研究，考證了五四運動的開展，可以追溯到清末對民眾的啟蒙活動，為精英階層與民眾文化的關係提供了許多啟發。[4]至於近代風俗、民俗問題，從社會整合角度進行多方探討的是吉澤誠一郎。根據吉澤的論述，“中國人”意識在以新的身體觀、尚武觀，進行社會整合的過程中，傳統王朝體製所支持的關於文化、社會的各種觀念，均在以“文明”名義下被視為“野蠻”和“迷信”。[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