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處擬擴大清末民初地方精英階層知識的內涵，探討他們的秩序觀和作為地域社會知識重要載體的地方誌之間的關係。由於秦錫田在繼承傳統知識和接受新思想上，深具清末民初地方精英的典型，因此將以他為中心進行考察。[28]
出生於鹹豐十一年（1860）的秦錫田，所受的教育無疑是以參加科舉考試為目的。根據他在70歲時回顧其一生所寫的《七十自述》描述，5歲（指虛歲，以下同）開始習字，6歲則開始最基本的古典訓練，學習《四書》《詩經》。16歲時初次參加縣考，19歲成為縣學生員。[29]雖然享有文才聲譽，但直到33歲才通過鄉試。[30]此後，在其弟秦錫圭的勸說和川沙實業家楊斯盛的資助下，通過捐納獲得內閣中書之職。卸任內閣中書之後，又以候補同知赴湖北，擔任鄉試同考官及負責管理豐備倉。[31]
光緒三十年（1904），父親秦榮光逝世，秦錫田辭官丁憂回鄉，這恰巧促成了其繼承當地精英角色的契機。關於地方自治和地方政治活動中所體現出來的清末民初官民關係之變化，筆者曾於第三章指出，秦氏試圖將“民治”的領域，轉換成有別於“官治”的對立麵定位。這裏則打算從教育活動考察這種秩序意識。[32]主要原因是，對負責創立當地學堂的地方精英來說，教育活動與他們設想的整合社會的方法及實踐，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有關教育方麵的言論，如實地反映出他們的秩序理念，進而形成“知識世界”。
教育被視為挽救中國麵臨危機的秩序，以達成“合群”的治本對策。因此如秦錫田所言“先子遺澤深，第一在興學。團體結之堅，輿論采之博”，[33]是超越世代、由清末民初的精英階層共同繼承的任務。清末秦榮光擔任了各式各樣陳行鄉“地方公事”，尤其對教育活動投入了極大的熱情。像光緒二十二年（1896）三林鎮設立三林書院，光緒二十七年（1901）又在三林、陳行、楊思三鄉分別成立了20餘所三林書院附屬義塾，謀求普及初級教育。[34]秦錫田繼承秦榮光的事業，也就任三林、陳行、楊思三鄉區學董，一麵出任三鄉教育團體的代表，一麵又盡力扶植初級教育機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