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清末民國時期近代教育的引進與市鎮社會——以江蘇省吳江縣為例
導言
戰時曾對江南農村社會進行調查的社會學者福武直，將江南基層社會的整合特質概括為 “町村共同體”（即鄉鎮共同體）。“町村共同體”除了具有市場圈的作用，也同時有通婚、信仰、娛樂等社會圈的性質。本章將著眼於其中的教育圈，分析清末民國時期市鎮社會變化的過程，亦即透過市鎮與農村間具有的空間性，探討近代學校如何在地域社會中成立。而在近代學校中產生、成為地域社會“新文化”主要接受者的新式知識分子，又是怎樣認識地域社會。再者，厘清近代教育為什麽沒能滲透到農村之中。
關於清末以來近代學校製度的引進與地域社會間的關係，教育史研究方麵已取得了不少成果。[1]本書所關注的，是清末學校製度及新式知識分子的出現，如何使得濱島敦俊提出江南社會三層結構產生變化。也就是說，江南社會的三層結構——由鄉紳主導的縣社會、生員與監生肩負的市鎮社會與以富農為中心的“社村”，盡管彼此間有所差異，但從語言與知識等角度來看，仍涵蓋在“科舉文化”之中。[2]然而，近代教育製度的引進，卻使得這三層結構發生變化，特別表現在市鎮與農村對教育的態度上，出現非連續性和分裂的情形，即近代教育在市鎮裏得到推廣，卻不為農村所接受。若要闡明農村為何拒絕引進近代教育，有必要從他們如何選擇教育方式的問題來把握。[3]因此，研究鄉村私塾為何占有優勢，必須得從“社村”對識字能力和知識程度的需求，還有“社村”中人們對生存方式的選擇上來考慮。[4]在意識到江南社會這種階層性之後，掌握其中的變化過程便成為本章目的之一。
為了分析以上問題，筆者運用江蘇省吳江縣的地方文獻進行分析。這些地方文獻大致可分為兩類。第一種是有自己主觀意誌和謀生手段的地方報紙，如於20世紀20年代初期到中期在縣內各市鎮發行的《新盛澤》《盛澤》《盛涇》《新黎裏》等。這些報紙由受新文化運動影響的知識分子編輯發行，體現了他們對現狀的認識與對世界圖景的想象。[5]第二種是有關“社會調查”的史料，像是民國初年《吳江縣教育狀況》《吳江縣及市鄉教育狀況》等有關教育普及的調查記錄。另外，還有一些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的私塾與私立小學之調查記錄，諸如《1950年各小學私塾概況調查表》等史料。[6]這些史料有它們特定目的，但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當時地方社會的狀況，因此在對其調查方法進行仔細考證的基礎上，對地域社會的分析亦將是可行的。[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