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節以民初實施的教育調查記錄為背景，並以調查記錄中初級教育的普及狀況，解析市鎮與農村關係之特征。[8]
一、教育調查與近代教育的中堅人物
民初吳江縣曾調查縣內各級學校的普及狀況、運作與教學實態，迄今仍有參考價值。其中有一份名為《吳江縣教育狀況》的視察報告書，從縣視學的角度記載了1912年至1916年每年的情況。報告書內容包括有關縣立、市鄉立、私立學校的統計，還有對每個學校經營的評論、報告書、公文書，以及省視學與縣知事的視察報告等。[9]調查雖以縣視學為主體，但由於得到各自治區學務委員和校長的協助，因此也刊登了學務委員的報告。盡管無法檢驗這些報告的調查方法及其精密度，但它們卻記錄了近代教育普及程度的相關內容，對於考察市鎮與農村的差異來說極其珍貴。本章所用的《市鄉教育統計表》中的就學率和評價報告，筆者認為其提供了許多有關近代學校製度對地方社會滲透的情形。
圖7-2 《吳江縣教育狀況》所載各地學校視察報告書
另外，以《吳江縣及縣市鄉教育狀況》為名的調查記錄，是由縣民政署學務課完成。諸多調查項目類似於《吳江縣教育狀況》，但收錄學校和參觀的數量卻較少。因為這一調查是在中華民國建立後進行的，可說兩者基本上是在同樣目的下實施的。[10]
接下來對引進近代教育中堅人物進行考察。他們往往是經營小學校的學務委員或校長。根據過去的實證研究，清末民初負責近代教育的人，通常是一些願意參與地方公共事務的地方精英，同時又具有科舉資格乃至應試資格的生員和監生。這與被選為鄉董、鄉議事會議員的人，和積極推動清末地方自治的精英人士，可以說大致上是重疊的。[11]
再者，初級小學學區的鄉一級推動者，大部分是擁有生員或監生資格的地主及商人。他們被選為鄉董、鄉議事會議員，在地方政治舞台上活動。第三章曾詳加分析的上海縣陳行鄉人士秦錫田，就是明顯的例證。雖然他擁有舉人資格，也有仕宦經驗，在縣級和省級的政治舞台上活動，但來自陳行鄉及周圍地區市鎮精英階層的支持，才使他能夠在地方政治與教育界發揮影響力。[12]吳江縣的情況也是如此。1915年表彰辦學有功之人，吳江縣總共選出十四名候選人。從他們的個人經曆來看，都曾擔任鄉議事會議員、學務委員等自治職務，或者有創立小學、擔任教員等教育界資曆。例如，擁有充實梅堰小學、在農村地區設立小學及取締私塾等功績而被列為候補人的衛雄，在擔任梅堰養正小學校長之後，又曆任清末民初時期縣參事會議員和梅堰區學務委員。[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