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民國時期的私塾改良
這一節將改變視角，從農村論述清末民國時期的教育圈問題。新保敦子曾以江蘇省無錫縣為例，指出民國時期近代教育和以私塾為中心的傳統教育之間的並存關係。[69]那麽接下來，筆者將依據此一先行研究，了解一下吳江縣的狀況。
在普及學校教育的過程中，吳江縣私塾存在的問題曾獲重視，在民初的考察記錄裏有所反映。比如《吳江縣及市鄉教育情況》中，說有兩所私塾采用商務印書館有關初級小學的修身、國文、算術、英語教科書，其他傳統私塾則 “均用三字經、千字文、四子書為課本。勸令改良，皆雲：須俟下學期，姑注之以觀其後”。[70]由此可知，當時吳江縣人已體認到私塾與塾師改良的必要性，但由於專注於普及新式學校，並未得到充分地實施。
進入20世紀20年代，平民教育的推動者也開始注意私塾與塾師的改良，並且講求對策。1924年8月1日召開的第三學區教育會常會中，身為《盛涇》編輯之一、區教育會評議員的沈複鏡，提議對私塾展開調查。根據沈的說法，盛澤市盡管私塾林立，對有關私塾數目與學生人數卻無統計，因此調查乃當務之急，而且這是早就已經有決定的。在常會上，又根據先前的決定，確定了由幹事員負責各調查項目，包括：①私塾所在地、②塾師姓名、③塾師經曆、④學生人數、⑤學生年齡、⑥教材。[71]這次調查的實施情形並不明確，但據其後的狀況可以斷定，並沒有依據結果采取根本的對策。
與此同時，也開始在行政方麵對私塾進行了改良。1915年江蘇巡按使公署頒布了“整理私塾規程”，規定隻有經地方行政長官考試合格的塾師，才能獲準執掌教鞭。[72]而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不久後的私塾調查之中，發現一位由督學發給許可證的塾師吳達生，曾畢業於江蘇省塾師傳習所，結果執教於黎裏區西楊小學。[73]但這是調查的約160所私塾中的唯一案例，可見改良私塾並無充分成效。這種情況直到南京國民政府時期，大致沒有什麽改變。1937年6月1日，教育部公布“改良私塾辦法”，規定所有私塾都要進行登記，且必須采用教育部審查的教科書，以便使課程正規化，還開設了塾師訓練班。江蘇省依此製定了“江蘇省管理私塾實施辦法”與“江蘇省各縣私塾改進及取締簡則”。[74]其後由於日本軍隊的占領，許多小學不得不被迫停課，於是私塾又開始興盛起來。《吳江縣誌》評論這一現象，說：“一些有識之士為抵製日偽奴化教育，也辦起了私塾。”[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