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人們遠離“舊染汙俗”之後，又如何基於“新思想”正確地安排時間，乃至適當地使用身體，與推動平民教育形成密切關聯？黎裏市民公社社長殷佩六在公社成立一周年之際，列舉8項今後應該努力的目標。其中，除了修路、設置路燈等基礎建設之外，還有組織通俗演講團、設立通俗教育館、辦理閱報社、籌備公共體育場、組織公共娛樂場所等六個項目，都跟平民教育有關。可見克服“舊染汙俗”的平民教育，在當時是如何受重視。[69]
誠如第二節所述，20世紀20年代恢複地方自治後，為了落實“民治”，新知識分子試圖以商人與知識分子為中心，建立有別於傳統“紳治”的自治。在這一理念下，知識分子雖開始將“一般平民”視為構成自治的一部分，但怎麽去理解民眾及其民俗、文化，推動平民教育者之間也存在著看法和方法上的分歧。下麵將他們對民間文化的討論，大致分為三種：①作為克服對象的民間文化；②作為啟蒙手段的民間文化；③作為藝術的民間文化，概述平民教育者背後的民俗觀，以及與他們密切相關的文明觀。
首先以當時對廟會的討論為代表，厘清第一種看法。本章使用的地方報有許多關於廟會的報道和評論。其中震澤鎮東側的雙楊村，有座廟宇叫雙楊廟，每十年舉行一次“雙楊會”。1924年適逢辦會之年，支持派與反對派爆發了激烈的衝突，引起各方注目。雙楊會從農曆三月二日開始，隨後的15天內，抬著雙楊廟的城隍神像出巡至震澤、梅堰、盛澤各鎮，規模極為盛大。據反對派的估計，出巡時周圍的圩一共要出70艘“會船”，每艘船搭乘30多人。有一篇以浪費時間和金錢為報道角度的文章指出：雙楊廟會期間，信眾的飲食費每天要4角，共13000元；會船的裝飾費每艘4000元；加上信眾至少動員500艘船，各項經費統計逾10萬元。報道內容對此深表擔憂。[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