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章主要著眼於新南社社員，以江南市鎮社會的新知識分子辦報為背景，觀察20世紀20年代地方自治恢複期間，在“新文化”影響下，他們如何憑借輿論進行鄉土社會的建設，以及是否對市鎮社會的轉型帶來（或沒能帶來）影響。其中，尤其關注他們所主導“輿論”的內容和進行平民教育運動的實際情況，以及運動背後的文明觀和鄉土觀。
第一節概觀了清末到20世紀20年代江南知識界的活動，包括備受矚目的南社和新南社社員的動向。以往研究偏重於柳亞子個人，但當我們仔細分析新南社社員的組織和實質活動內容時會發現，柳氏盡管為其中的精神領袖，然而新一代知識分子才是市民公社和平民教育運動的幕後推手。吳江縣內大鎮陸續出版的地方報，就是新知識分子的陣地。他們通過文字，形成“輿論”的有力工具。發人深思的是，報上除了有關培植新文化和推動平民教育等宣傳文章外，還辟有常識欄，講解通俗的科學知識和衛生之道，目的在於增進一般讀者的常識。據此可知，報紙本身也被看作一種社會教育的教材。
第二節討論地方自治的主體問題。新南社派報紙諷刺獨占議員職位的士紳是“老爺”，並批評市議事會變成“官廳式”，自治不過是“紳治”。類似批評雖在這個時候頗為常見，但也清楚地展現出新知識分子對傳統士紳把持自治職位、阻礙實現真正“民治”的危機感。為了落實真正的“民治”，他們積極鼓吹應由工商業者與新知識分子組成市民公社，出麵革新自治。並且通過平民教育運動，由“智識階級”來指導民眾。
第三節主要分析的焦點，集中在新知識分子引進的“新文化”——各種新思想和政治學說——特別是市鎮社會究竟產生怎樣的轉型。結論有三：第一，市鎮社會開始成為青年知識分子以示威遊行展現救國意識和“民意”的空間。但從一般居民的習俗來看，我們必須注意市鎮依然舉行如“解錢糧”一類的傳統儀式。第二，市鎮社會成為使用新時間——陽曆的空間。陽曆盡管以文明和革新的名義而被大力提倡，但使用者隻限於政府人員、教師或學生們，大鎮上沿用舊曆的習慣仍根深蒂固。於是，市鎮空間成為新舊曆爭奪計時話語權的場域。第三，作為娛樂空間的市鎮社會。茶館是當時市鎮上習見的娛樂場所，卻往往淪為賭場和鴉片吸食處。針對這種情形，報上提倡建設公共體育場和公共娛樂場所，使勞工們能夠正常地使用身體和安排時間。這種主張背後以古典社會進化論為根據，將娛樂問題看成與保存國家、種族直接相關的重大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