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清末的城鎮鄉自治與自治區設立問題——以江蘇蘇屬地方自治籌辦處的管轄地區為中心
導言
清末中國由於受到來自西方列強的外力衝擊，開始形成所謂的“中國”意識。此一結果使得中國人萌生了對領土空間的擴展以及疆界的認識，亦可說是清末以降國家建設過程中產生內外疆界的過程。[1]若把焦點放在地域社會來看，清末新政各項政策施行之際，學區、商會和警察的管轄範圍，通過設立地方自治區，以地域社會作為組成統一國家的單位，呈現出 “領域化”的麵向。[2]本章針對地方自治的實施、進展過程中，解析關於地域社會“領域化”加深地方對立的情況，以及由此形成的地域意識。[3]
關於地方自治與地方精英階層間的關係，近年從製度史的角度討論引進自治及運行的實際情況，已有許多新的研究成果。其中，黃東蘭以製度傳播為路徑，分析地方自治製的引進。她以清朝如何借鑒明治日本的製度出發，細致地分析了地方自治的內容及其運營情況。[4]然而，由於她著重在中、日兩國的對比，因此並未充分展示對清朝地方自治內部所造成的影響。在清末地方對立問題上，人們以“固有之境界”“固有之習慣”為由，各執一詞，顯然清末地方自治引進以前，處理“地方公共事務”早已存在著自治的性質。筆者認為，如此情況對於思考清末地方自治內部因素的影響，是不可或缺的。
曾有學者指出過這一點：明末以降隨著人口增加，商業化和城市化等社會發展，使得清代一成不變的行政、財政體係，早已無法滿足這樣繁重的行政服務需求，因此由地方精英階層補充了這些行政機構缺失的職能。例如，在四川省有紳糧所籌組的公局，負責相關事務；[5]又如清朝後期江南地方精英主導的善堂事業，更將網絡深入至大鎮等地，便是最為顯著的事例。[6]這些機構並非純粹民辦，而是必須獲得官方的稅收支持，具有官民合辦的性質。然而，清末新政為地方帶來製度化的同時，自治與官治領域間界線所產生的變化，也逐漸成為地域社會內部對立的原因。[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