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越來越忙，幻想中的布衣的從容漸次亂了方寸，常讓人懷疑哪裏才可能是人生的樂地，也讓人懷疑當初義無反顧的選擇是否是此生最大的錯誤。
《論語》有一個《述而》篇，是因孔子的一句話而起的，即“信而好古，述而不作，竊比於我老彭”。
孔子很灑脫，所謂“述而不作”，無非是隻以語言傳授古已有之的真理，而並不願再以文字自創新局。他之所以不訴諸文字有兩個方麵的原因：一是那一時代，語言對知識的傳播效能，遠比文字要快捷；二是好像也證明他並不在意文字常常能帶給人的不朽及其他功利性。
是的，語言在孔子的時代，是受到人們更多肯定的，所謂“書不盡言，言不盡意”之說，雖然將哲學的任務最終推給了那不可捉摸的“意”，並且認為唯有“象”才最靠近“意”，但“言”和“書（文字）”相比，畢竟在揭示那莫名其妙的“意”上更見優勢。與此一致，在《莊子·天運》中，莊子借老聃之口，認為“言”是“履”，而文字是“跡”，也是將語言的價值看得高於文字。
時代變了。自孔子之後，士人們都在為“立言”而奮鬥。這個“立言”的“立”很有意思。語言作為一種靠聲音傳達意義的媒介，它如風過耳，瞬間存在，又刹那了無蹤跡。這個東西靠自己是“立”不起來的。所以，所謂“立言”，無非就是靠文字形成對聲音的挽留，使其真正“立”起來。這能夠讓語言立起來的東西，顯然在那個時代隻有文字。
正是因此，先秦以降，士人不朽渴望的滿足，從來不借助聲音，而是借助文字。因為文字作為一種對象性的表意符號，它出離了人的身體。語言的傳達依靠聲音，聲音是瞬息來去的口中之物，身體的脆弱決定聲音、語言的傳達同樣脆弱。於是，文字似乎也就成了將人帶入不朽者之列的最佳替代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