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接觸過的思想家文本中，除了莊子，沒有誰比柏拉圖更是一位語言大師。
他強烈反對修辭和詭辯，但在他那一時代，卻沒有誰比他更善於將修辭和詭辯服務於哲學；他對史詩和悲劇的抨擊極具說服力，但他對思想的表述卻無一不采取了戲劇的體例……
這是悖論，但悖論往往說明了一個簡單的道理，即：批評者最了解批評對象，這種了解使任何批評性話語，都隱含著批評對象的影像。於是，批評者與批評對象，看似對立，實則統一。
柏拉圖使哲學成為思想的戲劇，其代表性的情節見於《會飲篇》。《會飲篇》應寫於公元前387～前327年之間，這正是柏拉圖思想成熟而精力尚未衰退的年齡。這種年齡極易使人創造出代表性的作品。
《會飲篇》的“會飲”，顧名思義，就是一群人聚在一起飲酒。但柏拉圖記載的這次聚會，卻沒有將飲酒當成主要的事。這是因為，參加宴會的幾個主要人物，如泡賽尼阿斯、阿裏斯托芬以及主人阿迦通，還沒有從上一次的豪飲中緩過神來。至於蘇格拉底，則是即不嗜酒又不拒酒或者喝亦可不喝亦可的一類人。
這裏值得注意的兩個細節是，古希臘人赴宴，沒有中國古人的煩瑣禮儀，所謂入席就是在那裏躺著或者半臥著，身體的舒適是唯一需要遵循的標準。同時，古希臘人將飲酒放在吃飯之後，這也與中國人首先“酒足”然後“飯飽”的程序截然相反。
另一個值得注意的細節是，古希臘的哲學是聊天聊出來的，而不是來自書齋的靜思和書寫。當然，聊天的內容之所以能成為後世廣為流傳的思想性文本，也不是偶然的。它主要靠參與者超凡的複述和背誦能力。當然，那一時代人記憶力之所以超凡，並沒有其他原因，主要是因了文字尚沒有被充分使用。後來，文字一旦普及，人也就懶於記憶。也就是說，人類記憶能力的退化，直接源於文字這一書寫工具的普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