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兩種方式，人與人之間處於最近的距離：一種是愛，一種是死。
一個偉人說過：“世界上沒有無緣無故的愛，也沒有無緣無故的恨。”確實，愛和恨都有它的機緣。愛了，人相互走近；恨了，人相互分離。
愛有惠愛、情愛和**。惠愛普適於所有人，近於宗教的悲憫，它是以個體之力與整個世界發生關聯，但也正因此，愛的濃度被無限地稀釋了。情愛是精神之愛，它指向某個固定的單個人。《詩經》上講：“參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優哉遊哉，輾轉反側。”這是情愛，它將兩性的關係限定在不涉及身體的情感領域，但卻又如此專注，甚至為此忘記了空間和時間，以至不知今夕何夕。**，是身體之愛，耳鬢廝磨、床笫之歡，它以肉的互相滲透和融合，標示著人與人之間最近的距離。
米蘭·昆德在講西方19世紀小說時曾經說過：“19世紀小說中的愛情都發生在不涉及**的場合。人們相信，愛情之寶與**尤物是對立的。所以往往寫到結婚便戛然而止。”中國也是一樣，古裝戲中的愛情，往往是一拜天地，二拜高堂，夫妻相拜，同入洞房。喇叭一吹，戲結束了。至於同入洞房之後當事人都幹了什麽，似乎超出了藝術家應該關心的範圍。或者說，偉大的愛情，一沾染上**，就陷入了千古不移的俗套，成了兩具平庸身軀的蠕動，成了粘得滿手滿身的物化的**。
藝術家為了藝術的純潔而拒絕**和身體，但在現實中，又沒有什麽比**更能給人帶來歡愉。同時，沒有**作為最終實現的愛情，是無望的愛情，就像花朵開放，但沒有果實。也像燈籠內的蠟燭，總因隔著一層薄紙而減弱了它的輝光。
我們生活在一個道德化的社會，人與人之間彬彬有禮的相處方式，被稱為文明。文明的前提，是人與人之間建立距離，是一切的表現都要經得起道德的檢驗。所以我們看到，所謂的禮貌總是具有將人拒之千裏之外的屬性。清晨，每個人坐在他的辦公室裏，衣衫整潔，發型周正，無處不在證明昨晚什麽也沒有發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