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對上述論文進行一番概觀後，我們可以看到，傳統/近代知識具有非常顯明的非自明性特征，當將一個個體係化和概念化的曆史知識還原於特定的曆史語境時，曆史學原來始終處在岸本美緒所說的“不安”狀態。
20世紀最後二三十年，歐美、日本和中國等曆史學界相繼出現了所謂“社會史熱”的研究趨向。在回顧社會史興起的早期曆史的時候，法國年鑒學派的創始人費弗爾在《為曆史而戰》中曾經說過，他和馬克·布洛赫之所以選擇所指寬泛、意思曖昧的“社會”一詞，“是按照曆史之神冥冥之中的指引”，“在自由的批判和主導精神”下，不是把曆史研究的對象局限於某個特定的領域，而是“讓過去人群浮出地表，在可能的社會框架下，按照時序研究其多種多樣的活動和創造”。為此，既要“撤除藩籬，進入鄰居的庭院”，與其他學科進行對話，又要將個案研究置於社會全體的曆史語境中，不斷地為探討下一個問題敞開門戶。[22]20世紀80年代社會史學者通過多學科的研究方法和對日常生活世界的描述把結構化、概念化敘述模式裏的“曆史”營救出來的努力，可以說是社會史重新回到費弗爾所說的原點的返祖現象。但是，這種社會史熱如一貼“鎮靜劑”，隻能暫時緩解曆史學的“不安”，不久人們即發現社會史對曆史的細分化的努力，根本沒有消解曆史學的“不安”，因為“不安”的源頭來自對曆史學本身的質疑：在“語言學的轉向”的挑戰下，史家必須思考曆史記錄和敘述行為所依托的知識和思想背景，曆史是怎樣被表象化的，這種表象化多大程度上記錄/屏蔽了曆史等問題。一言以蔽之，曆史是怎樣被敘述出來的，在實證主義和科學主義的曆史學那裏一直是不證自明、無須深究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