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既然存在於方法之中，那麽，由方法建構的故事是如何成為知識的呢？在這個信息和知識大爆炸的時代，關於“近代知識”（modern knowledge）的來曆問題開始受到越來越多的學者的關注。
何謂“近代知識”？
“近代”（modern）一詞的本義為將與當下/現在相勾連的同質的時間從過去切割出來，使之成為與“過去”相區別的“現在”。它的古典用法既見諸儒家傳統以“三代”批判現時的話語中，也呈現於古羅馬帝國末期以“過去”（antiquus）來否定“現在”（modernus）的話語裏。這種“美好的過去”與“黑暗的現在”的二分法在中世紀後期發生了逆轉，而使這種逆轉成為無法再逆轉的動力則來自17世紀以後的知識革命。
一般所謂的中國近代知識是通過對裔出歐美的“近代知識”的移植——翻譯——而建構起來的。翻譯並非機械性的複製，通常譯者會在語言的、文化的和政治的製約下對翻譯對象進行再創造，這種現象或謂為“跨語際的實踐”[4]，或稱為“翻譯主義”[5]。重要的是，近代知識的移植不會僅僅停留在語言層次上，隻有具有社會、政治意義的詞語才能成為概念（concept），而概念的社會政治意義一般總是附著於一定的文本（text）和製度（institution）之上的。因此，反過來說，透過詞語如何變成概念，可以看清敘事——文本的建構問題。
“概念史”（Begriffsgeschichte）一語最早見於黑格爾的《曆史哲學》，指基於普遍觀念撰述曆史的方式。在德語世界裏，該詞主要被用於語言學和曆史辭典的編纂上。在當代德國學者的努力下，概念史研究業已發展為一個關於哲學方法論的研究領域。現在，常常有人將概念史與觀念史混為一談，其實，二者並非一回事。德國著名學者科塞雷克（Reinhart Koselleck）認為，觀念史將觀念視為“常數”，雖然一個觀念可以被表達為不同的曆史形象，但是，觀念本身沒有發生實質變化；而概念史雖然最初隻是文獻批評的方法，但它注意到詞語與社會、政治因素的動態關係。[6]另一方麵，科塞雷克指出，概念史研究方法在討論文本時非常關注“詞語”。概念來自詞語，詞語的含義可能是清晰的，而概念則是含混的；當詞語凝聚了社會的、政治的經驗和意義時，它就變成了概念。“概念史方法打破了從語詞到物和從物到詞語的簡單循環，概念和實際之間存在著緊張關係。”[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