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念史的主要工作是對文本的構成和語言進行詮釋；社會史/新社會史的敘事策略則主要將文本作為一種分析手段，用以考察其背後的情境。
本卷“文本的政治學”欄收錄了四篇論文。王明珂《王崧的方誌世界——明清時期雲南方誌的本文與情境》，是作者一係列關於中國民族問題研究的一個片段。作為一位優秀的人類學家，王明珂從明末進士王崧所編撰的地方誌《道光雲南誌鈔》研究了“方誌”與“英雄徙邊”曆史記憶之間的關係﹐指出王崧偏離文類結構的方誌書寫﹐既表征了他在本土情懷下對種種“結構”的叛離，又強化了雲南作為整體帝國的一部分的意義。從大的曆史洪流與社會情境方麵來說﹐他的文本與行為表征可能隻是小小的“叛道離經”﹐在典範觀點下容易被人們忽略。然而或許就是許多這樣的異例﹐在新的社會情境（民族主義與中國民族國家）下被人們發掘、強化，從而逐漸讓明清時期大理附近的“漢人”及其後裔成為今日中國的白族。
龔雋《譯經中的政治——李提摩太與〈大乘起信論〉》探討了《大乘起信論》的英譯問題。在20世紀初，《大乘起信論》作為東亞大乘佛教的標誌性經典被傳譯到了西方，根據不同底本有鈴木大拙1900年出版的英譯本和1907年來華傳教士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的英譯本。作者認為，鈴木大拙推崇禪學，將《大乘起信論》譯介到西方，意在於19世紀西方以印度佛學為中心的氛圍下，為包括日本在內的東亞大乘佛教爭得一席之地。李提摩太英譯本《大乘起信論》一向因其“充滿基督教而非佛教的語氣”為教、學兩界所詬病。但是，如果我們把李提摩太翻譯《大乘起信論》理解為晚清宗教思想交流史上一次重要的“思想史事件”，並對他的譯經活動進行具體而微的知識考古的話，那麽不難發現，在他這種看似不忠實的翻譯活動背後，其實存在著一種值得玩味的政治修辭：李提摩太已經把《大乘起信論》的翻譯作為一種“話語事件”，力圖從中再生出新的佛教與基督教的曆史關聯。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他在翻譯《大乘起信論》時，非常有策略地建立起了自己的一套譯經原則。李提摩太主張透過不同文化處境中各自熟悉的那些語詞去翻譯外來概念。他在翻譯東亞佛典時，就大量使用了西方傳統耳熟能詳的那些“語詞”，去建立他對佛教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