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問題所在
在有關辛亥革命的曆史敘述裏，會黨/秘密結社與革命之關係每每為論者提及，乃至形成了一個共識：會黨與辛亥革命關係密不可分，會黨有功於革命。果真如此嗎？
1919年1月14日，壯誌難酬的孫中山在給蔡元培、張相臣的回信中，對於二人著手編纂的中華民國成立之前的革命曆史表達了如下意見：“至尊函主《國史前編》上溯清世秘密諸會黨，文於此意猶有異同。以清世秘密諸會黨，皆緣起於明末遺民，其主旨在覆清扶明。故民族主義雖甚溥及，而內部組織仍為專製，階級甚嚴，於共和原理、民權主義，皆概乎未有所聞。其於共和革命關係實踐[淺]，似宜另編為秘密會黨史，而不以雜廁民國史中，庶界劃井然不紊，此亦希注意及之也。”[2]孫認為，《國史前編》不應收錄有關秘密會黨的內容，原因是會黨“組織仍為專製，階級甚嚴”——首領專權，上下等級分明，這與崇尚共和、民主與民權的革命主旨背道而馳。其實一年前，孫中山就在《建國方略》中回顧其革命經曆時寫道：“內地之人，其聞革命排滿之言而不以為怪者，隻有會黨中人耳。然彼眾皆知識薄弱，團體散漫，憑借全無，隻能望之為響應，而不能用為原動力也。”[3]
然而，回顧孫中山與會黨之關係，孫中山的上述言辭並不能反映實際情形。在1895年“廣州起義”後亡命海外期間，孫中山不僅參加了海外華人會黨組織致公堂（通稱洪門），還與國內秘密會黨建立了密切關係，多次策動反清武裝起義。1905年，基於會黨內“反清複明”傳說，孫將包括海外致公堂在內的秘密會黨稱為“愛國保種、興漢複仇”的民族主義團體。[4]同年，孫中山在對比利時中國留學生談話時也強調：“會黨的宗旨原為反清複明，然近時則不複存在。吾等應明其宗旨，恢複其本質。進而汝等學生諸君參加之，以便改良其會規與組織。”[5]可以說，學界關於會黨與辛亥革命關係的認知和孫中山的言行有密切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