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結束上述考察後，反觀本文開頭引用的孫中山的兩段話，可以說，孫中山要求蔡元培另編會黨史，“不以雜廁民國史”，是符合曆史實際的。但是，應該指出的是，孫有意忽略了會黨對於革命的真實意義，正是從孫中山開始，革命黨人給會黨賦予了革命的意義，並將其帶入近代政治之中。
意味深長的是，至今人們談論辛亥革命時，仍樂談會黨/秘密結社參與革命，而將會黨定位為反體製、反社會的秘密結社。筆者曾指出：所謂秘密結社，其實是對作為曆史的秘密結社“表述化”（representation）的產物，構成今日常識化的秘密結社是敘述的秘密結社的曆史，不一定反映其“真實的”曆史。[45]會黨/結社是漢語詞匯，相當於歐美曆史上的association。托克維爾在《論美國的民主》中，將結社/association分為兩類：一類是政治性結社，另一類是市民結社，他發現正是各種結社構成了美國民主的基礎。[46]對於這種影響至深的觀點，霍夫曼（Hoffmann）指出，多年來人們對歐美的結社存在很多誤解，即以英美結社為理想模式，在中產階級、自由主義和市民結社的關係鏈上考慮“結社”，從而將市民結社的理念和實踐視為特定階級（中產階級）及其利害關係的所有物。而事實上，在英美以外，從啟蒙時代到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為止，在法國、德國以及中歐和東歐廣大地區存在許多自發結社，它們與托克維爾所揭示的兩種類型的結社之間並無多大區別。[47]
霍夫曼的研究和筆者的思考有不謀而合之處，我在拙著《近代中國的革命與秘密結社》中批判了將中國民間結社“秘密化”“政治化”的傾向，提出根據結社自身的特點和存在狀態，將秘密結社概念“中立化”，並將其界定為中國社會普遍存在的人際關係網絡上的一個“紐結”，通過具體的案例來觀察結社是如何政治化的問題——革命的或反革命的。如果與歐美市民結社作單純比較的話，可以說，以兄弟結義為紐帶、以互助為宗旨的幫會結社（如青幫、紅幫）具有“共濟會”特征；以慈善和修行為特征的宗教結社（如在理教），如果除去其宗教成分的話，其實非常像歐美以俱樂部、協會為形式、以德智向上為目的的結社。遺憾的是，學者們在討論中國有沒有市民結社時，一般皆將目光置於19世紀末20世紀初出現的中產階級商業團體，以及體現中產階級利益的政治團體上，而不關注其他民間結社。非但如此，還將眾多的民間結社置於“秘密結社”這一差異裝置中來闡述。雖然，不可否認各個時代都存在具有反叛行為的結社，但是，這些結社的反叛性並非與生俱來的，亦不存在沒有斷裂的一以貫之的反叛結社，結社的反叛行為大都是由特定的社會政治環境所致，一些情況下則是後人賦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