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現代主義、新史學與中國語境[1]
21世紀的中國曆史學正處在一個十分尷尬的位置上。在歐風美雨的浸潤下成長起來的新史學雖然迎來了百歲壽辰，卻遠未完成近代中國賦予其啟蒙的曆史使命。而與此同時，在現代主義和後現代主義交錯混雜的氛圍下，歐美的曆史學在曆史認識和敘述範式上發生了新的變化：由近代以來以目的論為終極目標，以對曆史進行因果律的闡釋為敘述方法的單數的、大寫的曆史，改弦更張，追求以非目的論為可接近之目標，以意義的闡釋為敘述方法的複數的、小寫的曆史，如果把前者視為現代主義曆史學的主張的話，毫無疑問，後者堪稱後現代主義影響下的產物。
眾所周知，後現代主義是對過去幾個世紀支配西方思想和社會生活的諸原理和前提持懷疑、批判態度的文化思潮，它對真實、理性、認同、客觀性、進步、單一理論框架等啟蒙價值觀提出了挑戰。在文化研究和文學批評領域裏，後現代主義像光芒四射的白雪公主，人見人愛，而在曆史學領域裏，後現代主義如滿身汙泥的醜小鴨，人見人嫌，曆史學者對後現代主義所提出的問題和方法懷有深刻的敵意[2]，不習慣或不理解福柯（Michel Foucault）式的把認識範疇置於曆史情景中反複檢驗，從而揭示曆史的非連續性、脫中心化以及話語與非話語之間區別和聯係的曆史研究樣式，甚至麵對福柯等帶來的曆史學革命，一些人出於恐懼試圖“忘掉”這個令其討嫌的名字[3]。同樣，在用中文發表的著述中，雖然越來越多的研究關注後現代曆史學的進展[4]，但持敵視態度的仍然居多。這些反感並非無故而發，曾經熱烈鼓吹後現代主義批評方法，繼而又倒戈批判後現代主義的伊格爾頓（Terry Eagleton）道出了個中原由：後現代主義無視曆史本質，肢解曆史的整體性，把曆史變成了一種暫時性的、不安定的、非本質主義的敘述。[5]另一方麵，人們還應該看到，恰恰是後現代主義為曆史敘述拓展了一個前所未有的新天地，後現代主義的方法不僅滲透到綠樹常青的“新史學”的實踐中，而且還為曆史研究提供了別具特色的樣本。限於主題，本文不打算對後現代主義與曆史學的關係進行全麵爬梳，對於業已為學者探討過的後現代主義與中國曆史研究關係等諸問題[6]，本文也盡量予以回避，在以下的篇幅裏，本文主要圍繞後現代主義給現代曆史敘述帶來了什麽、歐美新史學是怎樣回應後現代主義的挑戰等方麵探討新史學的後現代問題。早在20世紀初，梁啟超就提出了“新史學”——大寫的曆史的口號，在走過了一個世紀坎坷的道路後，中國新史學麵對後現代主義的挑戰可以選擇什麽樣的曆史敘述呢？最後，本文在指出中國新史學存在的問題後，以近年世界新史學的發展為參照，展望中國新社會史研究的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