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憶之場”是曆史學尋求自身變革的產物。回顧20世紀80年代國際曆史學的動向可知，“語言學的轉向”（linguistic turn）對史料至上的實證主義史學提出了挑戰，作為對過去進行表象（représentation）和再表象（re-représentation）的曆史學，其在追求曆史的真實性時，必須回答文本（文字、圖像、聲音等）是如何被建構起來的問題。在導言《在記憶與曆史之間》中，諾拉雖然沒有言及“語言學的轉向”，但明確指出曆史學麵臨著“認識論”的大問題，需要確認自身在“當下”的位置。而“記憶之場”的實踐告訴讀者，在諸如檔案等第一手史料之外，日記、回憶錄、小說、歌曲、圖片、建築物等均可成為話語分析的工具。
諾拉的《記憶之場》喚起了人們重新關注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的集體記憶。諾拉繼承了哈布瓦赫關於曆史與記憶二元對立的觀點並將其推向極致[22]，所不同的是，對於個體記憶與集體記憶之關係，諾拉持有不同看法，盡管他無奈地承認《記憶之場》重構了法蘭西民族史敘事的框架，但在理論上自覺到個體記憶的存在及其作用。此外，恰如德國文化記憶大家阿斯曼（Aleida Assman）所說，諾拉把哈布瓦赫視為時空上存在的結合體——集體——改為由超越時空的象征媒介來自我界定的抽象的共同體。[23]
當人們討論《記憶之場》給曆史學和記憶研究帶來了什麽的時候，哲學家利科（Paul Ric?ur）也加入了討論，不過他是反其道而行之。利科在《記憶·曆史·忘卻》中，將諾拉的導言概括為三點：記憶與曆史發生斷裂，與記憶一體化的曆史的喪失，出現了新的被曆史糾纏的記憶形態。利科認為這些主觀看法是“奇怪的（insolites），令人感到不安（inquiétante）”[24]。稍後，利科發表德文論文《在記憶與曆史之間》——與諾拉導言同名，指出“記憶”和“曆史”雖然存在顯見的不同，但記憶是構成曆史的母體，曆史是從切斷與記憶的關係開始的，因而，記憶得以成為曆史研究的對象。[25]利科導入的問題涉及與哈布瓦赫截然相反的另一種關於曆史和記憶關係的看法，在那裏，二者關係不是表述為曆史與記憶，而是曆史即記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