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地理名詞的Asia，從晚明進入漢語後，曾出現過多種譯名。魏源《海國圖誌》竟同時使用了阿西亞、阿西阿、阿細亞、亞細亞、亞齊亞五個譯名。亞洲一詞在漢語裏落地生根大概是在20世紀一二十年代。對於近代中國人來說，比如何翻譯Asia一詞更重要的是如何認同Asia的問題。
近代日本是一個先例。在邁向“脫亞入歐”的道路上，日本較早產生了亞洲身份認同的緊張感。岡倉天心有句名言：“亞洲形象是歐羅巴人一手造出來的。”的確，亞洲是歐美人用來指稱“他者”的概念，在文明—野蠻的二元架構裏，亞洲被置於野蠻的位置。因此，語義多重的亞洲主義（Asianism）以其強調日本與亞洲各國的“連帶感”，主張進行文明與文明（東西方）、種族與種族（黃白種人）間的對抗，曾引起近代中國知識分子的關心。特別值得一提的是，樽井藤吉用漢語寫作的《大東合邦論》提出了一個亞洲主義的“理想型”：日本和朝鮮對等合為一邦，與中國結盟，同西方白種人展開“人種競爭”。這激發了近代中國知識分子的亞洲想象。在建設近代民族國家和反抗帝國主義（包括日本帝國主義）的過程中，近代中國人試圖架構屬於自己的亞洲未來圖景。近代中國人的亞洲自畫像宛如一個立體形，呈現出三個不同的層麵。
第一個層麵是強調以中日兩國為軸心的亞洲國家間的聯合。梁啟超在接觸亞洲主義後，一度似乎對日本亞洲主義者提出的“同洲同文同種”頗為讚同，還介紹過《大東合邦論》。戊戌政變後，亡命日本的梁啟超在橫濱創辦了《清議報》。該報第一期“敘例”所列四項宗旨中，有兩條涉及亞洲主義，即“交通支那日本兩國之聲氣，聯其情誼”“發明東亞學術以保存亞粹”。從清末到民國大約20年間，孫中山不僅信仰亞洲主義，更是身體力行。晚年他在放棄了對日本的政治依賴後，以“公理”揚棄亞洲主義，虛擬了一個“王道”的亞洲主義。1924年11月，孫中山在神戶做了題為“大亞洲主義”的演講。在這篇著名的演講裏，孫提出了“王道”（仁義道德）和“霸道”（功利強權）兩個相互對立的概念，認為亞洲主義應當以“王道”為基礎，以實現亞洲受壓迫民族的解放為目標。其話語的內核是“王道”，表皮是亞洲主義，因此，這裏的亞洲主義不過是孫中山“隨緣”的說法，不具實質意義。“王道”思想遠可溯及孟子，是一個非近代的觀念，對此，孫中山心知肚明。但是，他向日本提出“王道”的亞洲主義卻具有不同尋常的意義：亞洲是你的，也是我的。你要當“盟主”也行，但所作所為要符合仁義道德，讓人心悅誠服。可以說，“王道”話語至今仍是中國人觀察亞洲時一個非常重要的倫理出發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