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為什麽提倡概念史研究[1]
話說在清末的一次科考場上，有位考生麵對“項羽與拿破侖”的試題茫然若失，最後提筆寫下：項羽力拔山兮氣蓋世，豈畏拿一破侖（輪）乎？此事是真是假暫且不究，後人所以相傳不止，大概緣於考生之無知令人發笑吧。但是，如果不帶任何偏見地看待考生的回答，問題似乎並不簡單：今日之常識未必為昨日之常識，歐洲之常識不必是中國之常識。在19—20世紀之交舊與新、中與西激烈碰撞的時代，對於一個飽讀經書的士子來說，楚霸王項羽的自明性毋庸置疑，而拿破侖（Napoléon Bonaparte）是人是物卻無從知曉。按照漢字形聲會意的原則，該考生的回答當屬“常識”範圍。同樣，如果反過來詰問同時代的法國學子，又有多少人知道項羽呢？可見，對於同一個故事，人們的解讀可能截然相反。現代主義的曆史敘述在直線的時間序列裏追尋事物的因果關聯、新陳代謝，而後現代的曆史敘述則關注事物的非本質性和不同話語之間的相互關係。
現在，越來越多的學人強調曆史研究要回到“曆史現場”。所謂“曆史現場”，就是通過表述而建構起來的文本世界，我之所以鍾情於社會史和概念史，蓋由於它們均重視文本分析的方法，前者關心文本背後的情境，後者重視文本自身的構成。
何謂社會史？論者中一直存在不同的看法，有分歧不要緊，要緊的是是否在方法論上自覺社會史所具有的批判性。回顧中國社會史研究，無論是對曆史整體的強調，還是對地方曆史的執著，在社會史的百貨店裏最欠缺的是對作用於文本的權力關係的省思。日本社會史提供了相反的案例。在批判“近代”的人為性、揭示“近代國家”的壓抑特征後，日本社會史在遠離政治的曆史空間裏與民族主義的自然國家觀不期而遇，打個不恰當的比喻，好比左翼和右翼居然成了同一個戰壕裏的戰友。鑒於存在上述兩種極端現象，我們所提倡的新社會史，特別強調分析文本背後的知識/權力。在已出版的三輯《新社會史叢刊》（浙江人民出版社）中，不少論文涉及政治、事件、性別、記憶、象征等問題，這些問題與我個人從事的研究密切相關：我試圖從社會史的角度研究近代權力（革命、國家和殖民統治）的起源，通過對近代公共記憶與認同形成的考察，探討近代曆史敘述的建構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