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麽，西方曆史學界是怎樣回應後現代主義的挑戰的呢？限於篇幅，這裏暫不對新曆史主義（new historicism）進行評介，這在各種後現代主義的敘述中已經被反複提到，王晴佳和德裏克（Arif Dirlik）在各自的中文論文裏也先後評介了一些被視為具有後現代主義特征的曆史著述。一般而言，新曆史主義由於放棄了啟蒙時代以來形成的曆史學的基本原則，在曆史學界被視為異類，它與其說被看作曆史學的一部分，不如說被看作文學的一部分。其實，即使撇開新曆史主義不談，要從“傳統的”曆史學角度考察後現代主義的觀念和方法對曆史學的滲透也非易事，因為對於堅守主客體二分的認識論原則的現代史學來說，後現代主義是個不祥之物，沒有一個以曆史學為職業的人願意在自己的脖子上套上一根繩子，放棄對曆史客觀性的追求，宣稱自己所從事的研究是虛假的話語遊戲。伯克（Peter Burke）曾經說道：“如果我們仔細審視（曆史學裏存在的）解構、後結構主義和與此相關的其他方麵的進展，將沒有什麽東西可以奉告。”[21]但是另一方麵，如果回顧一下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特別是20世紀60年代“造反文化”（counter culture）以來的“新史學”（new history）的實踐便不難發現，表麵上在曆史學內無所依歸的後現代主義，其一些因素早已融入當今的曆史學中，甚至可以說後現代主義的影子在曆史學中已經無處不在了。新史學的繼承者在重新調整和確認曆史學的基本立場後，正在對後現代主義做出積極的防守反擊。
“新史學”一詞自誕生以來常新不舊。魯濱孫（James Harvey Robinson）在1912年出版的《新史學》一書裏呼籲曆史學需要進行一場“革命”，聲稱新史學是借助人類學、經濟學、心理學和社會學等方法研究人類既往的全部活動。[22]因此，長期以來，即使是在西方史學界，如上文提到的伯克等著名曆史學家也誤以為魯濱孫是“新史學”一詞的發明者。其實，單就詞語來看，德國史學家蘭普赫特（Karl Gotthard Lamprecht）早在1896年在批評蘭克及其門徒、闡述自己的曆史認識時就使用了“新史學”一詞。如果對“新史學”的由來進一步進行知識考古的話，法國哲學家貝爾（Henri Berr）在1890年發表的一篇短文裏就提到了“新史學”[23]。當然，真正使“新史學”揚名世界的則是後出的法國年鑒學派。1929年，布洛赫（Marc Bloch）和費弗爾（Lucien Febvre）為了對抗蘭克學派的實證主義史學，創辦了《社會經濟史年鑒》（Annales d′histoire economique et sociale），他們提出了“活著的曆史”（l′histoire vivante）、“新史學”（la nouvelle histoire）的主張，要求打破狹隘的學科分際，進行多學科的交叉研究，年鑒學派的這一主張在其第二代代表布羅代爾那裏被推至一個高峰，確立了年鑒學派新史學在曆史學界的霸權地位。20世紀70年代，勒高夫（Jacques Le Goff）等第三代年鑒學派學者重倡“新史學”，他們雖然強調新史學是有源頭的活水，但是已經讓人隱約感覺到他們開始對布羅代爾的結構的、整體的曆史敘述產生了危機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