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對現代主義曆史學的後現代遭遇和新史學話語實踐做了一番走馬觀花似的概觀後，現在可以回到中國語境上來了。中國近代/現代曆史學誕生在20世紀之初，迄今時光已經翻轉了一個世紀，但當我們翻開新史學的履曆簿時，必須承認我們麵對的仍然是同一本書。
在中國新史學的履曆簿上，梁啟超的大名位列榜首。他在1901年發表的《中國史敘論》中提出“前者史家”和“近世史家”的區別在於：“前者史家，不過記載事實；近世史家，必說明其事實之關係，與其原因結果。前者史家，不過記述人間一二有權力者興亡隆替之事，雖名為史，實不過一人一家之譜牒；近世史家，必探察人間全體之進步運動，即國民全部之經曆，及其相互關係。”[41]這裏，梁啟超觸及了近代西方啟蒙史學的要脈：因果律的、進化/進步的和民族/國民的曆史敘述。1902年2月《新民叢報》從第一期起開始連載梁啟超的《新史學》。在《新史學》裏，梁不但提出新史學的口號，更明確批評“前者史家”的著述有四弊二病之害。四弊是：“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國家”“知有個人而不知有群體”“知有陳跡而不知有今務”“知有事實而不知有理想”。二病是：“能鋪陳而不能別裁”“能因襲而不能創作”。[42]進而，梁啟超闡述了他的進化的曆史觀：“曆史者，敘述進化之現象也”，“曆史者，敘述人群進化之現象也”，“曆史者，敘述人群進化之現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也”。[43]梁啟超率先提出“新史學”的口號是有其西學背景（以日本作為中介）做支持的，1902年前後梁啟超發表的文字涉及從古希臘到19世紀西方幾乎所有的重要思想，他認識到近代西方學術思想以培根（Francis Bacon）和笛卡兒為始，到18世紀末康德“遂和合兩派，成一純全完備之哲學”[44]。梁啟超思想裏帶有許多不確定的因素，他一方麵以西方啟蒙思想批判中國傳統的正統史學，聲言“勿為中國舊學之奴隸”。試圖構建進步的、國民的新史學；另一方麵又聲稱“勿為西人新學之奴隸”，其史學思想多變和矛盾的原因誠如楊念群所說，存在“表皮（西方理性）與內核（道德評判）之間的緊張關係”，最終“采取的仍是儒學的‘正統觀’立場”。[45]盡管如此，國民的曆史觀念的提出標誌著中國新史學意欲將其理想構建在近代民族—國家理念的基礎上，梁啟超在中國新史學的“現代史”上堪稱“新史學之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