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邁向新社會史的一步，我們創辦了《新社會史》。
《新社會史》第一輯的一個主題是“政治·事件的閱讀方法”。政治/事件史長期以來被排除在社會史研究之外，而實際上，政治/事件與社會史具有密切的關係，很難想象脫離社會孤立存在的事件和政治。這一專題共有五篇論文。前兩篇集中在清末時期，一如法國年鑒學派鍾情於中世紀曆史之研究——因為“近代”（modern）隻是從中世紀發展出來的許多可能性中的一個，中國的社會史學者不能忘懷於晚清曆史。該專題頭篇論文是王笛的《街頭政治》。王笛指出，在以往的史學研究中，政治史與社會史一枝二葉，各不相幹。他試圖通過街頭這一“場”，找到把政治史和社會史結合起來的點。文中指出近代市政機構出現之前，國家權力很少介入街頭的日常活動，城市居民享有一定的自治權。但是，伴隨20世紀初成都社會的轉型，政治空間擴展了，下層民眾日常生活的公共空間卻相對縮小了。因此，對大多數下層民眾來講，他們失去了一個舊世界，但並沒有得到一個新世界。王冠華《抵製美貨與社會運動》從集體行動規律的角度探討了1905—1906年的抵製美貨運動。他發現參與抵貨的各個社會群體缺乏比較明確的共同目標，抵貨本身成了運動參加者所能達成的唯一的共識，愛國熱情無法支撐一場持久的群眾運動。中國革命是20世紀中國曆史上最重要的事件，然而，從20世紀末開始，學界出現了“告別革命”和對革命“再闡釋”的兩個趨向。在社會史研究者看來，這兩種觀點均沒有跳出以往的解釋框架，即按照業已概念化、模式化的革命理論來思考中國革命的實踐。[65]韋思諦（Stephen Averill）《江西山區的地方精英與共產革命》以1930年5月毛澤東的《尋烏調查》文本為中心，考察了在中國革命早期階段地方精英的作用，指出以往關於中國革命的研究對地方精英沒有予以充分注意，人們總是把精英作為革命的對象來看待，而忽略了大多數共產黨員出身於富裕家庭這一事實。該文在對贛南革命的考察中，發現精英對革命的態度呈現出多樣性特點，其中下層精英對革命的態度最為複雜，他們的態度和行動對試圖改變中國農村麵貌的共產主義者來說是極其重要的。上田信《被展示的屍體》以1989年夏《農民日報》刊載的河南民權縣農民蔡發旺自殺及其家人將蔡的屍體抬放在鄉政府門口進行抗議的連續報道為切口，把停屍抗議行為與曆史上的“圖賴”置於明清以來的曆史語境裏進行曆史學和人類學的分析，探索了曆史學和人類學的交匯點的問題。田海（Barend ter Haar）《重新思考中國文化中的“暴力”》研究“暴力”在中國文化中的位置問題，作者把暴力定義為“為求改變狀態、境遇或事物而實際使用身體力量或以身體力量作威脅”，指出各種形式的暴力使用曾是精英階層個性構建的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