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翻譯即背叛”？
1904年，蔣維喬等編撰的《最新國文教科書》出版後，頗受歡迎，一版再版。[2]關於這套國文教科書的編纂宗旨，商務印書館的一則推介廣告詞寫道：
是書謹遵教育宗旨，以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實為主，而尤詳於憲政，其表章國粹，矯正陋俗，亦三致意焉。至於愛國、合群、進化、自立等，亦言之至詳，以期養成立憲國民之資格。此外，如修身、曆史、地理、博物、格致、衛生、農、工、商之實業，亦舉其概要。讀者既卒是書，於立身處世之道，以及世界古今之大勢，與普通應有之智識，無不略具。不特可為學堂教科書，亦一般國民所不可不讀者也。書中所附圖畫彩圖，皆有關於學識，非徒為觀美而已。[3]
從上引文字我們可以看到，文中一共出現了20餘個或新或舊、亦新亦舊的近代性詞語，這些本來屬於少數精英的話語知識，在中國曆史剛剛翻開20世紀新的一頁時，即輕裝便衣走進了新式學堂的教科書裏，成為莘莘學子的必讀之物。文以載道，亦能覆道。晚清政府在被迫推行教育製度改革之時，清楚地意識到承載近代知識的“各種名詞”的泛濫所造成的“文以載政之用”[4]。意味深長的是，當黃龍旗易為五色旗、曆史邁入共和時代，蔣維喬等將上述教科書略作修訂，更名為《訂正最新國文教科書》繼續刊行。教科書裏所包含的近代知識並沒有因為改良與革命的分野、帝製與共和的交替而發生根本的變化。
近代意義的“知識”（knowledge）一詞源於古希臘語episteme，原意指與人的主觀意見（doxa）相對應的、具有客觀性和普遍性的學問。亞裏士多德在《形而上學》一書裏把知識區分為“理論知識”“實踐知識”和“製作知識”三個層次，認為理論知識來自知性的“觀照”（theoria），是人的最高層次的活動。[5]由於在中世紀的歐洲，有關知識的討論盡皆籠罩於基督神學的陰影之下，因此近代知識的發生和擴展是知識獲得“自由”之身、從而擺脫從超自然角度解釋和敘述自然界所發生的一切現象的過程。伯克（Peter Burke）認為，“歐洲近代初期的所謂的知識革命——文藝複興、科學革命以及啟蒙，都是先存在某種大眾的或實用的知識，當其逐漸表顯化後（尤其是被印刷後），經由某種學術機製（academic establishments）使之合法化”。[6]基於此，伯克所進行的知識社會史研究，乃是要挖掘歐洲近代知識由以依托的社會曆史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