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由人的理性和感性建構的知識體係裏，作為人的知性活動的記憶/忘卻占有一席之地。曆史存在於敘述和記錄之中，所有表述化的曆史都內涵了人對過去的記憶/忘卻，因此，當記憶/忘卻本身承載了作為“現在時”的曆史知識時，有關記憶的方法、形式和目的也成為一種知識性的存在。以研究記憶技巧的曆史而聞名的英國學者葉茲（Frances Amelia Yates）在《記憶術》一書中專門探討了古希臘以降的記憶技巧曆史，指出它在文藝複興時期達到了一個高峰。17—18世紀學者的著述仍有很多關於記憶技巧的文字。但是，正如葉茲在書的結尾處所說的，在近代知識大量生產之過程中，記憶技巧從歐洲人的知識中邊緣化了。[10]
葉茲《記憶術》初版於20世紀的60年代，80年代研究曆史記憶“熱”興起後才為學界廣泛關注。同時，進入學者視野的還有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的《論集體記憶》，哈布瓦赫否定將記憶視為個體的和主觀的產物的看法，對理解集體記憶在近代國家建構中的意義非常重要。[11]同時，不能忘記的還有一個人——尼采，他在《不合時宜的沉思》第二篇中對曆史的批判有先驅之功。[12]
記憶進入曆史學者視野的外在契機同關於戰爭的曆史記錄和曆史記憶有關。在同曆史修正主義（historical revisionism）展開的交鋒中，一個個當事人的證詞“現場直播”了個體記憶中的“戰爭”，致使日漸遠去的戰爭的影像突然返照於現實生活上，人們發現作為曆史的戰爭雖然過去了50年乃至60年，而記憶/忘卻的“戰爭”並未停止，相反，記憶/忘卻的再生產似乎還有加速之勢。除此之外，曆史學者關心曆史記憶問題更為重要的原因在於，曆史認識上的方法論的轉向不僅擊破了曆史“經驗主義”的自信，也給意欲充當曆史學“救世主”的社會史研究當頭一棒。對後現代主義持批判態度的艾文斯（Richard J.Evans）在《捍衛曆史》一書中寫道：“盡管後現代主義者以各種各樣的方式宣判社會史的窮途末路，然而它並沒有日暮途窮。無可否認的事實是，它已經失去的，或正在放棄的，是它那種統攝性的宣言——宣稱它是整個曆史理解工作的鎖鑰。就此而言，來自後現代主義的批判不僅成功了，且具有解放性的作用。”[13]艾文斯既承認後現代主義對社會史的批判正中要害，何以又不無自信地宣布社會史仍具生命力呢？原來，社會史研究在回應後現代主義的批判時對自身進行了重新定位，在大眾心理，記憶、紀念物、節日，權力/權威的文化麵，以及社會性別和日常生活中的微觀政治上取得了很大的成果。換言之，後現代主義給社會史研究注入了關於語言、文化和思想的內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