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近代史研究所民國史研究室不棄，發來會議邀請函，感謝之餘，不禁有些恍惚：我是研究“民國史”的？在我的意識裏，自己的研究介乎社會史與思想史之間，論時代，應該從19世紀往上溯才對。不過細算起來，近年寫的文字大都集中在20世紀上半葉，受惠於這一領域的前輩同好也最多，這種顛倒夢想似乎應驗了法國人拉康（Jacques Marie émile Lacan）的一句話：“我不思，故我在。”
拉康的同胞、符號學大家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s）曾寫過一本關於日本的小書，名為《符號帝國》。[2]羅蘭·巴特認為，在歐洲，精神世界試圖賦予“符號”意義，而日本則“拒絕意義”，或令符號“缺失意義”。首都東京的中心“皇居”空空****，這和歐洲城市中心擠滿教堂、政府機關、廣場、銀行、劇院等截然不同，這種“空洞的中心”有一種脫離“意義”的解放感。在筆者看來，羅蘭·巴特揭示的“日本文化”是歐洲這一先驗的鏡像所反照出來的真實/非真實的他者，忽視了意義“缺失”背後意義的存在，以及由此派生出來的對本真性的執著。話說回來，如果把民國看作一個符號，該符號內涵又外加了怎樣的意義呢？
民國即“中華民國”之略稱，由孫中山發明。1904年8月31日，孫在麵對美國公眾撰寫的英文文章《中國問題的真解決》（The True Solution of Chinese Question）一文中寫道，“把過時的滿清君主政體改變為中華民國”（the transformation of this out-of-date Tartar Monarchy into“Republic of China”）。“中華民國”英文為Republic of China，從文末“我們要仿照你們的政府而締造我們的新政府，尤其因為你們是自由與民主的戰士”（We intend to model our new government after yours，and about all because you are the champion of liberty and democracy）可知，孫中山心目中的“中華民國”應該是以美國政體為原型的。但是，通讀英文原文不難發現，孫中山的Republic是以西歐民族—國家（nation-state）模式為張本的，內裏夾雜著些許美國要素。稍後（1907年）章炳麟的《中華民國解》更是將這種民族—國家模式推向極致。[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