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羅多德（Herodotus）在《曆史》一書開篇劈頭寫道：“在這裏發表出來的，乃是哈利卡爾那索斯人希羅多德的研究成果，他所以要把這些研究成果發表出來，是為了保存人類的功業。”[2]如果以今人的眼光看，文中的“曆史”當指“功業”（γενóμενα），而非“研究成果”（ιστορια/historia），然而結果恰恰相反。循此，我們不難理解亞裏士多德（Aristotle）為什麽會揚文學而抑史學了。亞裏士多德在《詩學》中寫道：“曆史家與詩人的差別不在於一用散文，一用‘韻文’；希羅多德的著作可以改寫為‘韻文’，但仍是一種曆史，有沒有韻律都一樣；兩者的差別在於一敘述已發生的事，一描述可能發生的事。因此，寫詩這種活動比曆史更富於哲學意味，更被嚴肅地對待；因為詩所描述的事帶有普遍性，曆史則敘述個別的事。”[3]曆史與文學（詩學）的區隔不在於文體，而在於前者解釋已發，後者書寫未發；前者追求特殊性，後者帶有普遍性。其時，相對於詩學，“曆史”一詞尚未普及，希羅多德《曆史》中僅出現過20次，柏拉圖隻提到4次，亞裏士多德最多，也不過24次。[4]“曆史”由“調查研究”而轉為“功業”是後來的事情。
18世紀前，“曆史”作為一種知識體係指向過去，恰如漢語裏昨天的昨天是前天一樣，“前”指向過去，當下的意義是由過去賦予的，過去（antiquus）是否定現在（modernus）的依據。18世紀後，“曆史”發生了根本轉向——“進步”成為其孿生兄弟，從此“曆史”不僅涵蓋過去，還朝向未來，正如科塞雷克（Reinhart Koselleck）所言，“曆史”是過去的經驗空間和未來的期待地平相結合的產物。[5]
距此一個世紀後，即19世紀中葉，中國人真正經驗了這種“近代曆史”。1870年，出使歐洲歸來的清朝外交官誌剛，在船駛入東洋/南海時，遙望中國大陸，在日記中寫道：“爾謂中國為在中央乎，則大地懸於太空，何處非中？謂在中間乎，則萬國相依，皆有中間。謂在中心乎，則國在地麵。中國者，非形勢居處之謂也。我中國自伏羲畫卦已來，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孟所傳，以至於今四千年，皆中道也。（中略）則所謂中國者，固由曆聖相傳中道之國也。而後凡有國者，不得爭此中字矣。”[6]在此，中國不再是“中央之國”，而是伏羲畫卦以來的“中道之國”。空間意義從“中國”脫落，“中國”被轉化為一以貫之的時間概念。然而，這個時間已非過去的經驗所能獨占的。1873年，李鴻章在一則奏章中寫道：“臣竊惟歐洲諸國，百十年來，由印度而南洋，由南洋而中國，闖入邊界腹地，凡前史所未載，亙古所未通，無不款關而求互市。我皇上如天之度，概與立約通商，以牢籠之，合地球東西南朔九萬裏之遙，胥聚於中國，此三千餘年一大變局也。”[7]歐風挾著美雨，如不速之客，不請自來，過去的經驗無法解釋當下，中國處在“三千餘年一大變局”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