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感謝《開放時代》邀請我參加會議。聽了前麵幾位學者的發言，感到有些恍惚，是不是走錯了門，我所想象和理解的儒學與社會主義是另一番光景。
昨天在來廣州的飛機上，一直在閱讀隨身帶的兩本書，一本是法國學者畢遊塞（Sébastien Billioud）和杜瑞樂（Joél Thoraval）合寫的《聖賢與民眾》（The Sage and the People：The Confucian Revival in China），剛剛出版，寫當代中國的儒學複興。還有一本是幸德秋水寫的《社會主義神髓》，1903年7月出版後，10月就由在東京的中國留學生翻譯為中文，在中國人接受社會主義的曆史上，這本書非常重要。剛才大家講到的社會主義中的社會、主義乃至社會主義本身，都是19世紀末舶來的概念，認真起來，需要從概念史的角度進行考察。我留意到劉驥拿著一本書：列文森（Joseph R.Levenson）的《儒教中國及其現代命運》。這本書出版於20世紀60年代，記得列文森在書中給儒學判了死刑，稱儒學已經進了“博物館”。假如列文森重生，看到當下的儒學熱，不知是否會修改自己的觀點？《聖賢與民眾》第9章的標題是“儒學的用途與濫用”（The Use and Abuse of Confucius），這讓人想起尼采（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的英譯著作《曆史的用途與濫用》（The Use and Abuse of History），因此，我有點擔心，在討論儒學的時候，我們是否陷入了目的論和本質主義，把基於今天的關懷投射到曆史，對曆史加以裁剪和直線的勾連。尼采在《曆史的用途與濫用》裏指出有3種曆史，第一種是紀念的曆史，紀念的曆史遠離原因，用充滿煽動的詞語慫恿勇敢的人做輕率的事，熱心的人做狂熱的事。第二種是懷古的曆史，把自我與曆史同一，在發黴的空氣中貪婪地呼吸，在塵土堆中覓覓尋尋。第三種是自我救贖的、批判的曆史，把過去帶上法庭，進行審問並定罪。尼采的看法發人深省，但是，包括他所提倡的第三種曆史在內都是目的論的曆史，作為一個曆史學者，在麵對過去與現在的關係時，我基本上采用的是社會史和概念史相結合的方法。所謂社會史的方法，就是關心文本背後的情境。近年，在我和一些朋友的鼓吹下，概念史逐漸熱了起來，概念史關心的是文本的語言與結構。基於社會史和概念史的立場，我對儒學與社會主義問題的考慮可能和大家從義理上的辨析、非曆史性的“穿越”不盡一樣，我強調的是一種實踐的、可把握的曆史維度。這裏，我談幾點粗淺的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