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年一甲子。隻有10餘萬字篇幅的《靖國問題》一書，言簡意賅地梳理了戰後60年中出現的圍繞靖國神社的各種政治話語，從此，有關靖國神社的爭論都無法繞開該書提出的基本論點；從此，要想求得靖國神社問題的最後解決，也必須以該書的議論為起點。
無論是將靖國神社視為日本國內問題的自我辯解，還是將靖國神社簡單地歸之於日本與鄰國之間的對立，其理論力度和視域廣度都有嚴重的局限性。靖國神社問題所引發的爭論，涉及一個十分重要的問題，那就是，應該如何考慮“個”（個體）、“族”（民族）和“類”（人類）的價值？
民族國家是近代的產物，它將以往人們對家族、地域和共同體的義務納入由單數的“國民”建構的具有高度均質性的國家的話語裝置裏，將以往生活在各自共同體內的個體的人格與國家的要求齊整劃一。這是近代國家的普遍特征。在討論靖國神社與日本近代國家建立過程的關係問題時，戊辰戰爭中會津藩的例子極具說明意義。明治政府軍的戰死官兵得到厚葬，還被祭祀在靖國神社裏，而與之敵對的會津藩軍隊的戰死者隻能暴屍荒野，原因何在呢？因為祭祀在靖國神社裏的死者是符合國家意誌的“選靈”。死者受到的不同待遇透顯出國家話語所內含的差異性，靖國神社作為明治政府創造的“新傳統”，一開始便具有這種差異性特質，因而無法從日本文化的“傳統”中找到其合法性。著名哲學家梅原猛在《招致理性複仇的靖國參拜》（《朝日新聞》2004年4月20日）一文中，對小泉首相參拜靖國進行了十分尖銳的批評。他指出，靖國神社所代表的國家神道不僅“廢佛毀釋”，還對傳統宗教進行了一次屠殺。
如果祭祀在靖國神社裏的“選靈”僅僅是日本國內的問題的話，那麽日本的近鄰國家便沒有理由對日本的官方參拜說三道四了。可是，無論是就曆史上靖國神社為軍國主義張目的實際作用而論，還是就現實中靖國神社所張揚的為軍國戰死光榮的象征意義而言，靖國神社問題都已經越出列島而不是日本一家獨戶的問題。截至2004年10月，靖國神社祭祀了2466532個“選靈”。除去日本國內戰爭的戰死者（14722人）外，這些“選靈”中的絕大多數都是在對外戰爭，特別是對中國的侵略戰爭和太平洋戰爭中戰死的。因此，隻要參拜行為不僅僅是遺屬的和其他國民的個體行為，那麽，有關靖國問題的討論就必然觸及日本國家與相關國家之間的政治正確問題；隻要懷有受害記憶的鄰國國民的個體的、族群的記憶沒有消失，官方參拜行為所引起的對日本國家的憤怒和批判就不會停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