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明治日本曆史教科書裏，日本與古代中國大陸之間的交流被分為以下兩個時期：一是漢字、儒教、紡織等經由朝鮮半島傳入日本的時期，二是自遣隋使派遣之後中國文化直接傳入日本的時期。在言及日本受到中國文化影響時，一本教科書指出：“與唐之交通益繁，世風為之大開。”[13]這是客觀陳述。但是，另一本教科書則道，聖德太子“製冠位十二階。遣小野妹子往隋國”；孝德天皇時“劃定畿內之範圍，設有司於各國，置關所驛站，並製定許多法律，定八省百官之冠位等等”[14]。仿佛“冠位十二階”和“大化改新”等重要製度都是聖徳太子和中大兄皇子等日本的政治指導者們在不受隋、唐影響的情況下自己發明出來似的。在後來的國定教科書裏，文字表述上雖略有不同，但這種敘述方式被繼承了下來，內容趨於空泛。不僅如此，在大正（1912年）以降的曆史教科書裏，關於與隋、唐的交往，敘述側重於日本如何保持自立。比如，關於聖德太子讓遣隋使小野妹子向隋煬帝呈遞國書一事，明治初期的教科書隻是一筆帶過。關於該事件，《隋書》記載：“大業三年，其王多利思比孤遣使朝貢。使者曰：‘聞海西菩薩天子重興佛法，故遣朝拜，兼沙門數十人來學佛法。’其國書曰：‘日出處天子致書日沒處天子，無恙。’雲雲。帝覽之不悅，謂鴻臚卿曰：‘蠻夷書有無禮者，勿複以聞。’”[15]對此，文部省1920年編纂出版的曆史教科書詳加描述：
其時支那（原文——引者）國勢強盛，學術先進，故而以大國自居，視他國皆為屬國。而太子絲毫不畏其勢，遣使致書彼國，雲日出處天子致書日落處天子，無恙呼？始終以對等姿態與彼交往。[16]
一麵是自高自大的“支那”，另一麵是不卑不亢的聖德太子，這種誇張的曆史描寫可謂第一次世界大戰後以“頭等國”“五大國之一”自居的日本的自我形象的投影。文部省1943年編纂的《初等科國史》（下文簡稱為戰時版國史教科書），對此事做了如下一段文學式的描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