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明治以後日本的小學曆史教科書裏，不僅找不到以“倭寇”為題的單元，關於“倭寇”的敘述亦為數極少。可見，對於“倭寇”這一寫入正史《明史》的事件[29]，不管其中含有多少他者（中國人），已然成為“日本”曆史教科書規避的內容。龍雲堂1883年出版的一本曆史教科書，在記述有關明將鄭芝龍為清軍所敗、前往日本求助的內容時，於將軍德川家光聽從屬下的意見拒絕援手之後寫道：“足利氏以來，邊陲之奸民往往在海上掠奪，明人最懼之，稱之為倭寇。明末危害尤甚，故芝龍等欲假其威名以懾敵。”[30]值得注意的是，這裏說鄭芝龍想借“倭寇”之名來威懾清軍。
與日本曆史教科書不同，清末以後中國出版的幾乎所有曆史教科書的明代部分都有以“明之外寇”“明之倭寇”“倭寇”等為題的單元，記述倭寇對東南沿海地區的侵害以及俞大猷、戚繼光抗倭鬥爭的曆史。一本清末出版的教科書說，倭寇最早起源於元代時從日本流入中國的“半商半劫”的失業遊民，明時倭寇得到中國內地奸民的接應而勢力大增。[31]而抗日戰爭時期出版的一本教師參考書則稱倭寇是日本的“無賴之人”，對中國人勾結倭寇之事隻字不提。[32]前引1941年出版的《高小曆史課本》，對戚繼光領導抗倭鬥爭的情形做了如下一段詳細描述：“繼光親自拿了武器，攀緣著崖壁上去攻打，擊殺數百人。倭寇遭此慘敗，才慌忙逃去。倭亂到這時完全平定。繼光治軍，極重紀律，號令嚴明，應賞的賞，應罰的罰。所以他的兵士，一遇到敵寇，個個都願替國家犧牲。”[33]由此不難看到，在抗日戰爭時期的曆史教科書裏，曆史上的“倭寇”和現實中侵略中國的日本軍的形象相互重疊，而曆史上的“抗倭”英雄戚繼光，也被當作現實中與日軍奮勇作戰的“抗日”英雄而備受稱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