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圍繞亞洲話語的討論中，被置於中心位置的是竹內好。竹內好（1910—1977年）畢業於日本東京帝國大學“支那”學科，1934年因不滿日本“支那學”“漢學”脫離現實而與友人武田泰淳等組建“中國文學研究會”，介紹同時代的中國文學。戰爭末期（1944年5月），竹內好應征入伍，遠赴中國戰場，最後在湖南嶽陽迎來了日本戰敗投降。戰後，竹內好活躍於評論界，一度任東京都立大學教授，1960年5月因反對美軍基地的“安保鬥爭”夭折，竹內好憤而辭去教職。1972年中日恢複邦交，竹內好出於對兩國如此簡單地實現政治和解之不滿，宣布放棄中國研究，從公眾視線中隱身而去。
在日本，研究中國的學界，除去魯迅著作的譯者和研究者身份外，竹內好稱不上學者，幾乎沒有任何學術地位；即使是作為評論家，竹內好也算不上出色，因為無論是戰時還是戰後，他對中國的判斷都背離實際。盡管如此，竹內好比同時代的任何一位中國研究者和評論家都更受關注，獲致來自“左”“右”不同立場的論者的讚詞。竹內好逝世後，因1965年“教科書事件”而與日本政府長期對質法庭的曆史學家家永三郎回憶竹內好曾寫信對自己表示支持：“對你的英明決斷表示敬意，有隻手單撐傾覆大廈之氣概。”[3]右翼評論家葦津珍彥帶有褒義地稱竹內好為“偏見的泰鬥”，“即便認為竹內的意見是偏見，總帶有一定的尊敬之念”。[4]自由派思想旗手丸山真男稱竹內好的長處在於“不把自己的想法強加於人”，而這在崇尚“都是日本人”的日本社會是非常難得的。[5]細細思忖，所有這些言論要麽在表達對死者的哀惜，要麽在讚賞死者生前的特立不群，與其思想本身並無直接關係。
作為活躍於“戰後”初期的評論家，竹內好的思想屬於他所經曆過的戰爭時代，他的亞洲話語是在西洋—東洋、近代—傳統、支配—被支配二元對立結構下展開的。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戰爭爆發，竹內好和許多因日本侵略中國而糾結的知識分子一樣為之振奮，在《大東亞戰爭與吾輩之決心（宣言）》一文中歡呼“曆史被創造出來了”，戰爭將“對祖國之愛”與“對鄰邦之愛”合為一體，對中國的戰爭乃是反抗歐美、解放亞洲的一部分。[6]戰後，當許多知識分子紛紛轉向而“擁抱戰敗”（embracing defeat）[7]時，竹內好堅持己見，在1959年11月發表的《近代超克》長文中強調這場戰爭旨在打破亞洲主義所內含的“侵略”與“連帶”的困境：“‘近代的超克’作為事件已經成為過去。但是，作為思想還沒有成為曆史。”[8]在1963年8月發表的《日本人的亞洲觀》中，一方麵承認日本滅亡朝鮮和侵略中國主權都是不容爭辯的事實，另一方麵又說“侵略是不好，但侵略中存在扭曲的連帶感這一側麵”，“大東亞戰爭的侵略事實不管怎樣強辯，都是無法否定的。但因為憎惡侵略，而否定由侵略這種形式表現出來的亞洲連帶感，令人擔心會在倒掉洗澡水時連嬰兒也一起扔掉了”。[9]對竹內好來說，“大東亞戰爭”好似古希臘戲劇從機關中突然出現的神（Deus ex machina），一舉解決了日本近代化過程中無法克服的東洋與西洋、傳統與近代對立的難題。戰爭過去近20年，在“美日安保”下的“殖民地”狀態下的日本，竹內好作為日本人的內心被那場不合邏輯的愚蠢的戰爭所折磨，他試圖從中找出被近代/西化扭曲的邏輯性要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