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竹內好《近代超克》一文一樣，發表於1963年的《日本的亞洲主義》是理解竹內好亞洲話語的重要文章。“安保鬥爭”失敗後，竹內好將思緒寄托於明治以來具有反西方傾向的亞洲主義上。在該文開篇“何謂亞洲主義”一節，竹內好在列舉了辭典中關於亞洲主義的不同定義後，反對將植木枝盛、樽井藤吉、大井憲太郎等民權派的“亞洲連帶”主張與玄洋社“大亞洲主義”一分為二，認為過於“機械”，亞洲主義與侵略主義、民族主義以及國際主義既有不重疊之處，也有重疊之處，近代日本的擴張主義催生了“國權論”與“民權論”、“歐化”與“國粹”之兩立，亞洲主義是從中誕生的雙胞胎。而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大東亞共榮圈”思想在某種意義上是亞洲主義的歸結點，但在另一層意義上則又可謂是對亞洲主義的“逸脫”和“偏離”。[21]“大東亞共榮圈”思想既是亞洲主義的“歸結點”，又是“逸脫”和“偏離”，那麽“亞洲主義”到底是什麽呢？讀者可以各取所需地從這種“兩義性反語”中閱讀竹內好。這裏，筆者和克裏奇曼一樣援用竹內好自身的方法，即通過“抽取”其中的關鍵論點來討論構成“近代超克”的曆史/文本基礎。
樽井藤吉《大東合邦論》是值得言及的文本。在該書中，作者提出了一個令人耳目一新的觀點：日本與朝鮮平等合並為一邦，進而與中國結盟。[22]樽井藤吉最初於1885年用日語撰成此書，因被捕而丟失原稿。出獄後，樽井藤吉為了讓朝鮮知識分子能閱讀該書，於1893年出版了改用漢文撰寫的《大東合邦論》。具有同樣構想的不乏其人，1887年中村正直給高安龜次郎《世界列國之未來》一書所寫“題辭”中用漢文寫道：“日本及支那及朝鮮，三邦合盟金石堅，輔車相依唇齒全，猶如同氣連枝然。”“三邦信義交團圓，不怕饑虎吐饞涎，強援在上赫赫天。”[23]1889年在柏林，留學德國的井上哲次郎邀請中國人、印度人和暹羅人結成“東亞洲會”，清外交官滿族人張德彝亦參與其中。[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