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竹內好割舍不下的亞洲主義給日本留下了沉重的負的遺產——戰爭責任。2006年6月30日，著名評論家鶴見俊輔在名古屋召開的一次名為“竹內好再考與方法論的轉換”的學術研討會上開口第一句話：“如果將竹內好的方法與馬克斯·韋伯（Max Weber）對立起來看會非常有意思，竹內好這個人是從感情出發的。”[32]在筆者看來，如果將二人——進而將受韋伯影響的丸山真男與竹內好——對於戰爭責任的認識做一對比的話“會非常有意思”。
所謂戰爭責任，是指對戰爭負有的刑事、政治和倫理責任。1919年，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曾經支持德國進行戰爭的韋伯在一次麵對慕尼黑青年學生的演講中，提出了“心情倫理”（Gesinnungsethik）和“責任倫理”（Verantwortungsethik）概念，這次演講後來以《作為誌業的政治》（Politik als Beruf）刊行。[33]按照韋伯的說法，所謂“心情倫理”就是按照純粹的意圖和感情行動，至於伴隨行為而來的結果如何則由神來判定，而“責任倫理”指行為者對於可預測的後果必須承擔相應的責任。韋伯在對倫理做這種區分時，並沒有將二者對立起來，認為行為的純粹性和承擔責任的態度並非不可共存。但是，麵對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戰敗責任，韋伯這個民族主義者強調責任倫理——行為的結果，而不是動機是否純粹。
韋伯所提出的問題困擾著日本知識界。1950年11月，雅斯貝爾斯（Karl Jaspers）《罪責》（Die Schuldfrage，1946年）日譯本《戰爭的罪責》問世，雅斯貝爾斯認為可以將德國人的罪責區隔為四個方麵：刑法的、政治的、道德的和形而上學的。刑法上的罪責要接受處罰；政治上的罪責要被追究責任，當事人要付出一定代價，甚至被剝奪政治權力和權利；從道德的罪責中如果能產生出洞察力，伴隨而來的是罪的消失和獲得新生；形而上學的罪責是人麵對神的自覺，通過內心的活動而獲得重生，這可以成為新的生活方式的源泉。[34]雅斯貝爾斯的著作重新喚起日本知識界對戰爭責任問題的討論。1959年1月，鶴見俊輔在《戰爭責任問題》中指出，1955年之前因為東京審判、開除公職、法律和教育改革等形成了“戰爭責任意識”的製度化，而1955年以後由於之前的諸製度的廢止或無效造成責任意識自動消滅。[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