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本文分別討論了竹內好的戰爭認識、戰爭認識的“曆史”依據以及對戰爭責任歸屬的看法等，三個問題相互關聯，是理解竹內好思想的三個重要方麵。作為暫時性的結論，可以初步確定：竹內好不屬於亞洲，把屬於日本的竹內好置於亞洲討論中心是不恰當的。竹內好所談論的亞洲，無論是作為理念的，還是作為方法的，都與亞洲無關，而他所張揚的日本的亞洲主義是建立在“他者”不在的基礎上的。
平心而論，經曆過戰爭的竹內好，在戰後徘徊於日本近代的夢魘中，他真誠地麵對失敗，反省和批判自福澤渝吉以來日本所走過的近代化路線；但又不甘於失敗，纏綿於“心情倫理”中，他關於侵略是連帶的一種表現反映了其錯誤的戰爭認識。當竹內好研究熱興起時，正是曆史修正主義和反曆史修正主義圍繞戰爭認識博弈正熾之時，竹內好這種模棱兩可的戰爭認識和責任認識成為“沉默的大眾”——知識分子——的避風港。於是，當2012年東亞中日韓三國圍繞領土的爭端驟然升起時，竹內好亞洲話語顯得蒼白而無力，愷撒的歸愷撒，上帝的歸上帝，論者的亞洲身份頃刻被化解在族群認同之中。
在全球史視野下，亞洲話語需要一次“方法論的轉向”，如果不以“理性”態度徹底告別曆史上的亞洲主義，有關亞洲的任何話語再生產都是無謂的。當竹內好成為論者談資之時，正是日本對美國的依附和與中國、韓國的曆史認識對立日益深化之時，如果竹內好活在今日，麵對圍繞竹內好的亞洲話語會說些什麽呢？
[1] 本文原載《江蘇社會科學》，2016年第3期。
[2] Reinhart Koselleck，Kritik und Krise：Eine Studie zur Pathogenese der bürgerlichen Welt，Suhrkamp，1959，1976，s.196-198.
[3] 家永三郎：《竹內さんと私》，見《竹內好全集》第4卷《月報》，1980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