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報：如何理解諾拉所說的，“曆史正在加速消失”？
孫江：我想強調的是，諾拉所說的“曆史正在加速消失”，是指那種記憶與曆史渾然一體的時代結束了。這涉及記憶和曆史關係正在發生變化，即記憶與曆史是對等的，還是記憶就是曆史的一部分？諾拉繼承了記憶理論大家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的看法，他認為記憶與曆史兩者不能混為一談。哲學家保羅·利科（Paul Ric?ur）尖銳地批評諾拉的想法很奇怪。但是，必須承認，我們可以感知的曆史以及曆史的見證人正在消失，20世紀末在世界範圍內出現的圍繞戰爭記憶的爭論，就是在此背景下產生的。
新京報：諾拉研究了很多代表法蘭西民族的象征符號，可他為何反對“紀念”？
孫江：諾拉雖然組織了大規模的記憶研究，但他反對相關的曆史性紀念，我認為可以這樣理解。首先，他之所以開展記憶研究，是出於對當下流行的曆史學，特別是年鑒學派等新史學的不滿。以布羅代爾（Fernand Braudel）為代表的年鑒學派，重視長時段，而忽略事件性，在諾拉看來，這無疑是對事件史的一次“十字軍東征”。與此相關，年鑒學派重視中世紀晚期（前近代的曆史），忽視當下，它雖然也含有心態史研究，但心態史關注的是過去的積澱和作用，而不是當下具有再生產意義的記憶；記憶的曆史是與過去保持連續性，並由現實的集體所承載的曆史。
對“記憶之場”的研究旨在剝去民族/國民象征和神話的表層。然而，與諾拉的主觀意圖相反，隨著前兩部《記憶之場》（共三部）的成功出版，“記憶之場”一詞被人們廣泛使用，逐漸淪為單一性、物質性紀念場所的代名詞。諾拉無奈地說道：“記憶之場試圖無所不包，結果變得一無所指。”其實，《記憶之場》麵臨著更為深刻的困境，原本打算解構以往法蘭西曆史敘述的圖景，無意中卻重構了一部整體的法蘭西曆史；原本打算寫一部“反紀念”的曆史書，最終卻成為一部關於紀念的裏程碑式的大作。在第三部最後一卷結尾《紀念的時代》一文中，諾拉稱之為“紀念變形”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