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報：能否談談“遺忘”？為什麽勒南（Joseph Ernest Renan）說“遺忘是民族—國家形構中的關鍵因素”？
孫江：如果隻有仇恨，就做不到和解。法國思想家德裏達（Jacques Derrida）曾經談及康德（Immanuel Kant）所說的人性中的“根本惡”，在哲學上討論過寬恕“不可饒恕的惡”的問題。民族—國家內部是需要和解的，而所謂和解，不是遮掩，而是在充分辨析和批判的基礎上實現和解。比如乾隆幾次下江南都去杭州的嶽飛廟進行祭祀，並且留下了大量文字。我曾經對這個問題做過研究，乾隆在字裏行間表達了“滿漢和解”的願望，可以說嶽飛英雄形象的定型與乾隆有著最為密切的關係，是他使嶽飛逐漸成為中國人共有的集體記憶。
《記憶之場》這部書所敘述的場所的曆史，顯示了去中心化的傾向，正因為如此，本來有著強烈對立傾向的記憶之場，成為不同群體都能接受的場所。反過來說，記憶的場所與當下生活的關聯越單薄，越能成為當下生活的一部分，在這個意義上，真的如諾拉所說，“曆史正在加速消失”。
新京報：集體記憶與個體記憶存在緊張關係，權力似乎永遠在場。
孫江：確實，集體記憶的形成受到權力的製約，哪些可以記憶，哪些需要被遺忘，不是由個體所決定的。現在流行口述史，有人認為口述史是個人的經驗，具有不同於集體的麵向。真的嗎？諾拉認為口述史聽起來很不錯，但轉念想想，口述資料到底有多大利用價值？口述資料代表了誰的記憶？受訪者的還是采訪者的？它是一種“第二記憶”——製作出來的記憶。結果，和從檔案中尋找記憶一樣，人們將這種來自外部的記憶內在化了。是的，口述史原本要通過個體經驗來檢驗集體經驗，甚至是反集體經驗、反集體記憶的。但按照樸素的實證主義的理解，“說出來就是真實的”，在既有的框架中，把所得的個體經驗塞入其中，如果個體經驗沒有反集體經驗的指向，它就是集體經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