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報：您提到，記憶研究的興起是對抗曆史書寫，這是在怎樣的背景下開啟的呢？
孫江：所謂曆史，一般指由文字所承載和傳遞的過去的信息。對於文字這種曆史/記憶的媒介，曆來存在截然對立的理解：一種是懷疑的態度，認為文字在人心中播下“遺忘”的種子。另一種認為文字具有魔力，是作為抵抗第二種社會之死——忘卻——的武器。培根（Francis Bacon）說，圖像記錄過去，不具生產性；文字內涵精神，可使舊思想萌發新芽。
從文字發明到印刷術普及，再到今日電子媒介的無所不在，我們身處“鏈接性轉向”（connective turn）時代。曆史成為“潛在性”知識。人們不必在塵土堆中尋尋覓覓，隻需憑借一定的工具即可乾坤大挪移：搜索引擎可以幫助我們搜索到任何信息。
“鏈接性轉向”使得固有的文化結構和學科常識正在崩壞。文字是通過視覺記號將語言符號化，而曆史留下的“痕跡”不是，“體現在文本中的”史料和“表現為痕跡的”史料分別占據了對立的兩極。布克哈特（Jacob Burckhardt）認為符號化的文本是某個時代意識的表象，帶有所屬時代的偏頗和自我欺瞞；而痕跡是間接性的信息，可以證明沒有固化的時代記憶，這種記憶沒有受到檢閱，未曾偽裝。所以，在史料唾手可得的“鏈接性轉向”時代，需要發現文字/文本之內與之外的痕跡。
麵對不斷重複再生產、食之而不得下咽的“曆史”，尼采（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冷笑道：“想想那些學者們，那些疲乏的母雞（Hens），他們肯定不是‘和諧’的物種。他們隻是比以前叫得更多，因為他們下蛋下得更頻繁。可盡管有關他們的書更厚了，蛋卻總是比以前更小。”
新京報：所以，您提及曆史研究需要經受“方法論”的洗禮？諾拉開啟的曆史學方法論具有怎樣的特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