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來發生了一係列很奇怪的事情。張清常早年負笈北平師範大學國文係。六十年後，撰寫一篇論文，偶爾提到當年：
……錢玄同先生在1930年給我們的一次講課為例。他談到“華北、華南、華西、華東”這些字眼，是列強所製造的。“稱華北則中國之北端被劃到長城以南，長城以北非中國所有；稱華南則中國……”先生之言，使我頓悟。抗戰期間，一聽到成都有由某方命名的華西壩，使人難過。[1]
現如今打開電視，中央台、地方台都一樣，看天氣預報，很難不聽到“華南大部”，“華北局部地區”等說法。顯然列強製造的詞匯並未受到太大抵製，已成為漢語基本表達的一部分。不用“華“而用“中國”才更使人難過。若是哪位主持人或者被采訪者，隻要被視為中國人，膽敢在話筒前迸出“中國北部”，恐怕要遭批評的口水滅頂。至於“華西壩”，已經成為西方文明在20世紀前後時段進入中國內地，帶來現代科學，先進思想和普世關懷的記憶符號。近年來有人回望華西壩和那個時代並感言：
當人懷著這樣的心，向弟兄伸出援手時，更值得感恩，也把我的目光從他那裏移開，在華西壩回望南京的苦難，回望麵包和恩典的來源[2]。
華西壩成為另一種文明進入中國卻不幸垮塌的橋頭堡，的確讓人難過。兩種文明和思維方式的衝撞，對其進行評說顯然不是本書的主旨。隻是，衝撞結果產生了眾多“中間詞”或者中間文本。“華西”、《神州集》《滿大人》就是顯著個案。中間文本同時具有兩種詩學的血統，使得雙方交流得以發生和延續。中國古詩在20世紀初被美國現代詩人遇見之後，為美國詩壇所帶來的種種變化，以及這些變化背後的現代主義思想驅動力，經過前文的論述，已經比較清楚。因此問題的重心轉向為詩學構建的自我指涉和可延續性，即製造中間文本的活動讓美國詩歌獲得了多少現代性，以及美國詩歌如何繼續製造中間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