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實上，從詩歌現代化運動肇始之日起，追求形式和技法相當程度上超過了對內容和讀者接受程度的關注。休姆以及“被人遺忘的流派”將形式和技法創新，而不是主題和原創觀點，作為判斷詩作成敗的標準[96]。洛威爾非常反感將詩人及其作品的價值交給公眾去評判的做法。“詩歌的價值在且隻在詩歌之內”，“隻有在高級知識分子的圈子裏詩歌才是民主的”。[97]龐德認為丁尼生（Alfred Tennyson）因迎合大眾口味而毀掉了自己的天才和個性[98]，在詩歌形式創新上建樹有限。可以說，歐美詩人一直在用倒序設計的思路去把握漢詩[99]，在形式和技法上進行革新這些手段有些碰巧和漢詩有關，大部分當然不是。在相當程度上，龐德是對古希臘傳統的延續，洛威爾則繼承了惠特曼以來美國詩人利用散文進行韻文實驗的做法，以弗林特為代表的早期意象派詩人看到俳句和漢詩的含蓄簡約，第一反應便是馬拉梅[100]。
尤其吊詭的是，美國詩人對於自身受到漢詩影響的言論很多時候是不足為據的，更不能斷章取義地作為教條去對待使用。美國人一方麵出於來自世界民族大熔爐，一個較高程度的雜居社會的集體無意識，另一方麵由於對世界各國文化和文學的主動挪用，綜合起來，在建設現代派以及現代派提出的世界詩歌/詩學的過程中，很自然對各國文學成果心存掛念，露於言表，並沒有多麽難得，更不值得大力鼓吹。隻有挖掘出跨國詩學的作用和力量，對美國詩歌裏中國元素的分析才可免於淺薄，對美國詩人申明的受漢詩之影響才可獲得真值，而非麵值。舉一個被引用過太多次的例子，一位美國詩人，在一次名為《中國詩歌與美國想象力》會議上，說“到了現在，我們甚至難以想象，沒有這種影響美國詩歌會是什麽樣子，這影響已經成為美國詩歌傳統本身的一部分了[101]”。這句話在很多中國學者看來，不但為漢詩影響定性，也將漢詩的影響力定量並推向無以複加的地步。可鍾玲通過嚴肅而係統的分析，得出結論是“中國詩歌的影響力則自然被凸顯且被誇大了”。鍾玲觀察到了發言背後的西方種族優越感和文化自救的動機，一對看似矛盾卻高度相關的情緒。也就是說，根據鍾的論述，西方人在現代化程度上高度領先於東方，故而優越；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發現現代化帶來的“思想，宗教信仰和生活方式已經不足以讓他們安身立命了”，故而向東方求教問道以圖自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