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常認為，由詩人參與的翻譯漢詩到英文的活動構成漢詩對美國詩學作用的“上半部分”。下半部分則是創作，使用亞洲的形式和內容，如上文提及對意象的處理方法，如並行句法、簡略句式、複調、異化、物化、含蓄、多線性等。此外美國詩人還藏身翻譯和創作異國情調背後，對東方主義的塑造以及西方思想規範的演變進行批判和反思，由此展現現代男性/女性在現代主義擴張帶來的文化挪用過程中的自由和力量[1]。然而筆者認為，這種“翻譯+寫作”的觀點不太全麵，它隻看到漢詩進入後的表麵影響，卻擾亂東西方詩學交匯的曆史性，忽略漢詩進入之前，美國詩歌或者英語詩歌對簡略句式、並行、含蓄的看法，也未能突出漢詩的特殊性，任何一種古老文明的詩歌被美國詩人看見大抵都會產生審美上的變化，隻是變化的程度與深度問題。
或許，比較現代詩歌運動之前的美（英）國詩壇對並置、簡潔、含蓄等中國詩歌明顯特點的看法以及後來發生的審美變化才能真正凸顯漢詩的影響力。現在人們知道，漢詩進入之後這些特點的值變為正值（即詩人對其持肯定態度），如果在進入之前為零值（即詩人對其不置可否或者根本不知），那麽漢詩進入將引發一次偉大的詩學啟蒙運動，美國詩人從中國老師身上見到/學到從未聽聞和接觸過的美學方法。如此說來，美國詩壇勢必表現出特別強烈的中國性甚至被中國化，可這明顯與事實相反。同樣按照這種思路，漢詩對美國詩壇的廣泛影響，不必等到20世紀初的現代詩歌運動，當19世紀末漢詩英譯積累到一定程度時便可[2]。此假設不成立，說明這一次經由現代化詩人之手進入美國詩壇的漢詩在審美上一定有別於早先時代的漢詩英譯。它成功作用於美國詩壇，讓後者將並置、簡介、缺乏曲折變化等現代詩學特征的審美屬性從負值轉化為正值，或者促進其正向轉化的進程。簡言之，美國現代詩人帶來的中國詩學[3]扭轉/促成了，而不僅是介紹/引進了，許多詩歌現代化得以實現的美學屬性和情緒。簡單來說，是對受到從前主流審美觀念壓製的詩歌方法的解放。從深層次上考慮，是作為局部的美國詩歌，在認識和進入作為整體的世界詩歌過程中搭建的典型詮釋學循環（hermeneutic circle），即部分和整體必須在詮釋建構中取得一致，雙方才能夠和諧地相互表達。美國詩歌現代化之前的審美先見既是認識漢詩的知識背景，也在詮釋學循環之下成為深受漢詩影響的目標“前景”（foreground）。伽達默爾（Gadamer）同時認為，成為前景並且變成別人能夠理解的斷言（assertion）的內容，前提是言說者認識到並且尊重他和所言物之間的真實距離，承認事物“獨立的他者性”（independent otherness）[4]。漢詩等他者文學和美國詩人之間無法縮減的距離，保證其後產生的美國詩學對自身美學實踐深刻審視。相應的，看到美國詩歌早先存在的偏見，就可以進一步認清漢詩帶來的美學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