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洛威爾眼中，自由詩並非現代詩歌的唯一選擇。思想需自然地依托在合適妥帖的韻律結構上，無論此結構是否屬於先前存在的某種“體”，或者當下流行的自由體，複調散文等，或者全新的原創形式，因為“新的抑揚頓挫意味著一種新的思想”[76]。這意味著當麵對漢詩這種看似陳舊（至少完成於數百年之前）實則新穎（如何為現代詩歌運動所用）的文學材料時，不但完全有理由拋開原作韻律/形式的局限，用新的結構和思路去闡發，同時也不能忽略新的詩學形式和結構的實驗以及建設。觀察漢詩當然不可避免“破”，破的同時必須有所立，否則“新的抑揚頓挫”又有何用？此外，現代詩強調“集中”（concentration）[77]，將各種感官獲得的刺激信號在簡短的詩行中集中，造成並列、重置、對立、互補等效果。集中和現代主義片段化（fragmentation）對立並且統一。片段化和集中兩種觀察態度都可以追溯到早先休姆等詩人提出的關於具體（concrete）的主張。對具體事物精確描繪一方麵取消傳統表現方法注重的整體性和完整性，因此所見多為缺乏關聯的局部特寫；另一方麵局部描繪零而不散，通過詩人精心布局反而在語義表達和思想發展等不同層麵出現一致性和連續性。換句話說，過去時代的詩人總是竭力表現（represent）事物，因此用鋪墊，有頭尾，借助主謂賓等各種語法和修辭手段去達到目的，文字和事物以及文字與文字之間的關聯由作者完成，閱讀的主要任務是理解和領會。對本質上十分簡短凝練的漢詩的翻譯更充分體現了如此努力和它的無用。現代詩人已經意識到這樣做隻會延遲描寫對象的出現，削減其生命力，並耗散文字的力量。通過“呈現”（present）抓住具體事物，放手讓文字自己去尋找形成表意結構，閱讀因此成為詩歌方程式的一部分，依靠解碼文字生成的詮釋能力，超越了文字本身，填補文本在形式和內容上的空隙。如此方可從容應對用一個完全陌生的句法構建的中文。龐德依照類似的思路刪改艾略特詩作《荒原》，去掉敘述承接和過渡，盡量隻留存戲劇化片段。20世紀後期出現的語言詩派也間接由此受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