龐德見到費諾羅薩遺孀瑪麗的確切時間是1913年9月29日晚，地點在孟加拉旅英詩人沙拉金尼·奈都（Sarojini Naidu）的家中。當時瑪麗正在尋覓合適人選翻譯她丈夫的遺作，包括中國語文、中國和日本文學、詩歌以及日本“能劇”等筆記，數量頗多。因為這些筆記的內容涉及古漢語，特別是有關中國古詩的理解和翻譯部分，故當時在倫敦能夠勝任此項工作者較難尋獲[1]。按常理，瑪麗應該將文稿托付給一位或者幾位漢學家，讓學術界去完成這項工作。但不知出於何種原因，她敢讓或者願意讓龐德一個絲毫不懂中文和日文，從未到過東方，也和學術圈沒有交集的一個人去察看丈夫關於中國古詩的遺作。答案就在整件事情的前因與後果中。
首先，就後果而言，龐德不負厚望，不僅在接到文稿兩年後出版了讓自己也讓費諾羅薩名噪一時的《神州集》。其後幾年內他繼續整理，還出版了《某些日本能劇》（Certain Noble Plays of Japan）（1916），《能劇和其他成就》（“Noh，”or Accomplishment）（1917）以及《作為詩歌媒介的中國漢字》（The Chinese Written Character as a Medium for Poetry）（1920）。尤其是其1920年關於漢字的論文，使得生前寂寞的費諾羅薩儼然成為現代主義運動的“幕後操手”（éminence grise）[2]，他足可含笑九泉。其次，從前因看，瑪麗在丈夫去世後也嚐試做過整理文稿的工作。她用了三年時間整理出一本，名為《中國和日本藝術的紀元》（Epochs of Chinese and Japanese Art），1912年出版。這本書原稿僅是潦草的鉛筆手寫本，距離出版還比較遙遠，再加上所研究的對象散布在亞洲各地，年代久遠考證困難，這項任務“最為困難，最為複雜”[3]，三年艱辛使瑪麗意識到，若靠自己一人之力去整理其他文稿，特別是關於詩學和文學方麵的，可行度不高。她這時麵臨兩個選擇：第一，向學術界求助，漢學家雖稀有但倫敦並非沒有；第二，尋找一位詩人兼學者，即有一定學術造詣然而本身又具有強烈的詩人氣質的人。她選擇了後者，因為她知道丈夫生前雖然是東京帝國大學教授，但並非一名純正的學院派，對學院派理解亞洲所持觀點頗有異議[4]。將文稿翻譯成文學而非語言學作品也符合丈夫遺願[5]，而龐德是唯一有能力為故去的丈夫代言之人[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