曆史證明，和原作疏遠既是漢詩西進持續下去的原因，也是動力。韋利在現代詩歌運動早期比較漢詩和英文詩不同之處時，對兩種詩學在思想和修辭上的差異問題有所觸及。他敏銳地觀察到，漢詩可以有“藍天”“蒼天”“陰天”等，但從不會有“凱旋的天空”或者“被恐懼鞭笞的天空”的說法[1]。中國詩人概念裏顯然有凱旋，有被人鞭笞的恐懼，之所以無法或者未曾將其與天空聯係到一起，不是想象力的缺乏，而是缺失，即不可想象。隻有兩種語言對比之下，才能顯現出其中一種語言意識形態方麵的基本參數和思維圖表裏的空白和不連續。韋利接下來舉了一個意味深長的例子。他比較《敕勒川》和《普魯弗洛克的情歌》（“The Love Song of J.Alfred Prufrock”），前者描述的天空，像帳篷的牆帷（天似穹廬），而艾略特的天空則是麻醉的病人躺臥的桌子/手術台[2]。同樣是天空，在中國，可以看見田園牧歌裏向往的生活場景，艾略特的天空以現代醫學無影燈下的手術台為隱喻，折射出一種和先前時代截然不同的現代性和思考方式。以天空為背景設置展開敘述的前者永遠無法想象甚至接近直接以天空為生產方式的後者。平台（table）或者圖表（tableau）的缺乏與不對等，決定了立足一種詩學觀察另一種詩學時的投機和不可持續。當然，韋利的漢學此時還在以觀察漢詩具體作品為基礎的“元件階段”，最多走完了文辭和文思兩個環節，尚未前進到領會元件背後的神思和道心。他不知道《敕勒川》關於天地壯闊的表達先前未曾見於漢詩傳統。劉勰在《通變第二十九》中舉出五個有關天地表達的例子，認為從漢初極盛之後，不同作者試圖突破，“循環相因，且軒翥出轍，而終入籠內”，即難以逾越“天地相接、日月出入的圈子”[3]。可見缺乏平台支持，難以真正有所突破。挖空心思求新，後果很可能“美而無采”。前文提到洛威爾翻譯漢詩給人以古怪的印象，便多少和“為賦新詞強說愁”有關。在她去世不久，美國英語教師協會期刊對其文學活動發表評價，提到洛威爾關注點一直是創新，總在有意識地思考“應該寫什麽，而不是有什麽可寫”[4]。還舉出她的一首詩為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