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看作為顯性特征的混雜，不但提供現代性的發展動力，也是後現代的表意鏈斷裂之後的普遍形式[1]。現代性混雜的核心內容，是表意鏈麵向未來和過去的指向，即建構在時間維度上的詹明信的現代性，以及借助烏托邦想象改變思想平台，即建構在空間維度上的福柯的現代性。隱藏於時空維度幕後的宏觀議題是（西方）現代知識分子對世界的認識和處置，包括前文提到的世界詩歌或者世界文學。標誌著西方主體意識形成之後，對其所處總體環境進行的第一次感性認識。東西各方，古往今來，在現代主義運動中，首次被全麵搬上西方知識分子的認識平台。混雜促成並支持東西方思想的深層次接觸和對衝，同時使得美國詩歌通過文本多樣化和片段化，實現意識形態和閱讀經驗方麵的全球化和普適化。混雜作為知識分子思考的產物，卻也能幫助思考者對自身進行反思。美國詩壇20世紀二三十年代利用漢詩來反抗先前時代的詩學傳統，利用漢詩作為他者性去建設現代詩歌的相異性（alterity），明確現代之所以為現代的界劃。五六十年代流行反智思潮，借助中國/東方的佛道思想以及漢詩文本來表達當時青年一代對社會的失落和拒絕。這兩個時期的活動充分顯示混雜作為美國詩歌現代性的一部分，影響十分廣泛持久，讓美國詩歌保持開放和活力。
談論漢詩對現代性混雜的貢獻不妨從現代主義“幕後操盤手”費諾羅薩開始。費氏思想和人生經曆本身便是東西方各種元素混雜的產物。他是那個時代在思想和身體上穿行於東西方之間的美國知識分子的典型。同時代另一位美國人，珀西瓦爾也常往來於日本和波士頓之間。他們各自影響了兩位重要的美國現代主義詩人：龐德和洛威爾。從這個意義上說，美國詩歌的現代性和混雜直接有關。本來，費氏數次出訪日本，和傳統的東方文化有廣泛接觸。處於東方和西方的交叉影響下，本身又作為受過良好教育的知識分子，提出類似“西學東漸”或者“東學西漸”的看法無甚稀奇。任何兩種文明/文化接觸和碰撞過程中皆會產生相似看法，如此便認為是現代性未免膚淺。費氏的獨特價值，根據上文對現代性基本結構的討論，在於他不僅穿梭於中西之間，更有幸親眼看見日本從一個閉關鎖國的傳統東方國家迅速實現現代化，一躍成為世界強國的過程，借此探尋並且創造傳統與現代的連接渠道。他努力設想一個包容了東方和西方的世界，以及西方為迎接這一天的到來應當做出的調整。